人是有灵性的，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而精神需求是人的质的规定性。民族作为一定时空人的集合体而存在，也是有精神需求的，这种精神需求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的精神需求的集中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也是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历史与现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的因素，是经过积累、沉淀而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多姿。既有诗经楚辞、“诸子百家”、“秦砖汉瓦”，又有骈文乐府、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还有四大戏剧、四大雅戏、四大发明，更有万里长城、大运河、故宫……，涵盖思想、文学、艺术、礼俗、技艺等诸多方面，不一而足。群星璀璨的先秦时代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走向、意义和精神，其思想内涵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后经汉武“独尊儒术”、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赓续演进，儒、道、佛三家逐渐融合，中华传统文化臻于完备和自洽。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且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伴随着人类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世界范围经济基础的交流、互补及其全球化抑或对抗、妥协，决定了文化互鉴的必然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180多年以来，国人历经“天朝上国”之文化优越感而至“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文化忧虑、文化自卑再到新时代之文化自信，西方文化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参照物。因此，新时代，为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和前景四个维度回应时代赋予的理论命题。
历史之维：溯源文化差异性
人类历史表明，世界各主要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从未消逝或遮蔽，甚至于某种条件下凸显。近代以来，对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制度，世界各个族群和地区几乎不同程度地本土化移植。然而，全球化始终无法在文化层面展开，塞缪尔·亨廷顿甚至断言文化差异性会引发“文明的冲突”。世界史上，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较强生命力、较长时空跨度与较大影响范围。儒家经典学说、《圣经》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殊分。前者重人伦，而后者重契约，这种文化差异性是由东亚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诞生的不同地理条件、民族历史特性所决定的。
首先，西方人用“脑”，而国人用“心”。此处的心，就是人的本真情感，敬畏天道且敬重人心。西方文化注重理性规则、逻辑推导、范畴演绎与契约精神，特别是其宇宙观立基于世界组成的物质实体的无穷追问。以陆王心学为代表，融通儒、道、佛三家的中华传统文化引导人们如何经由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实践以“觉悟”“道理”、滋养心灵，“道不远人”、“道理”寓于现世，达致人和人之间“心心相印”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西方文化注重以自我为中心，而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和合”。前者倾向“科学”和“价值”，强调通过竞争实现个体价值；后者崇尚“伦理”与“礼仪”，主张通过“求同存异”实现合作共赢。再次，文字和语言是文化差异性的历史根据。文字和语言是各个族群传承和延续自身文化的主要载体、纽带与符号系统，不仅传递、保存信息与知识，而且规制及框定了不同族群人们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习俗风情、情感积淀。汉语使得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独特而丰富，这种意义和精神正是中国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活实践所赋予并使之延续的。如汉语中的“道”、“气”、“玄”、“和”等，无法从印欧语系准确表达出来。
逻辑之维：坚守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身具有保守、封闭和自洽的特点。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必然存在多少种文化，文化和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共时共生关系。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拼图与文化谱系。文化主体性是特定族群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主自为的身份意识，根源于特定族群人们能动的有目的的历史活动，往往表现为不同异质文化相遇时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保持自己的主体意识，包含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民族认同性的重要表现载体。毋庸讳言，坚守文化主体性是包含中华民族在内的任何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文化互鉴有助于弥合民族隔阂、缓解国际矛盾，但客观上也容易滋生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是资本通过强力向外扩张的一种形式，引发的文化危机主要体现在破坏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威胁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通过文化扩张，将其价值理念传播或者强加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从而影响和改变其行为方式、文化模式、社会制度乃至国际事务的一种霸权行径。历史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是看待不同异质文化的两个主要视角，既有合理性也有失偏颇。文化相对主义肯定了不同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却否定了人类文明存续和发展之共享文化因素以及文化价值的可能性。事实上，各种人类文化类型几乎都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特殊性的普遍性，即具有“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性视界。文化普遍主义肯定了各种不同文化之中的普遍性因素，却往往奉西方文化为圭臬，沦为文化霸权的一种衍生。可见，只有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的局限，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且批判文化霸权，方能将我们民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按照自身的逻辑串联和展开。
现实之维：坚定文化自信
百年来，置身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中西文化的持续张力之中，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的“应激性”回应就是现代化，以至衍生出强烈的国家赶超和民族复兴的情结。国人诚恳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以至思想、文化，中华民族“以文化人”的基因却无法改变。时隔2500年，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仍然在中华大地口口相传，“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便是文化传承的基因——一种深入国人骨髓和融入民族血脉的东西。这项“奇迹”的出现，并不能用“生产方式”去解释，必须归功自始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鉴于此，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遵行和传承，既是个体的精神追求属性，更是一种民族共同情感。
按照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基本原理，文化归根结底是由其所依赖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的。显然，无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都迥异于西方。不同于注重来世和天国的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现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摒弃对抗性思维的由内而外的人文主义道德，亦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其所蕴含的人生理想、道义担当、理政之道和经世之略已成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精神标识。现代化坐标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克服某些现代性问题提供思路及方案，为应对文化霸权与国际挑战提供精神食粮和民族气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的背景音乐选取的都是世界古典名曲，表达出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理由相信，一个习惯于埋头深耕大地的民族，正在敞开胸怀“仰望星空”，致力于升华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境界并关照个体生命和人类未来。
前景之维：确立文化限度
今日之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人们会愈发寻求物质文明发展的正当性理由特别是自身的文化属性。然而，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反映，其同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却并非互为因果证成的简单关系。既不能忽视社会诸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更要重视社会诸因素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规律。事实上，文化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之间不是亦步亦趋的关系，甚或表现为特定时空的负相关关系。
放眼世界历史，曾经有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国家多达几十个。如15世纪后期的西班牙、17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后期的美国等，都有过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自警自醒，鞭策和激励自身不断奋进向前。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中国在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和成就不能过度归因于传统文化，实乃全党全社会遵循经济、政治等因素自身发展及其合力的结果。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迥异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发展规律，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不宜做过度推论。不因国势颓唐而文化自卑，亦不因国势日隆而文化自负——这是基于大历史观的深刻认识与经验总结。
结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连结与价值融合
马克思主义具有关照个体生命和人类未来的博大且厚重的道德理想，其最高价值目标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凡有利于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文化因素，从人的尺度看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由此，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文化因素受到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普遍遵行，被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反复试错、检验与证明，且逐渐被各种人类文化类型所接纳。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来源于超越文化差异、民族差异与人类个体差异的普遍人性，来源于整个人类之于自然界的普遍生存方式，来源于整个人类执著“仰望星空”的超越性追求。基于人类能力的局限性及外部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精神总是寄托于某种终极诉求，而终极诉求指向完善存在。这些文化因素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价值的内在合理性，更在于其异质文化之间的普遍适用性。
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连结与价值融合，既需要批判文化虚无主义，又必须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新时代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不是全面回归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亦非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拒斥和清算，更不是以中国特殊论否认人类的某些共同文化因素。我们不能以本民族文化作为评判和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甚或一概、盲目地拒斥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而应当承认文化的多元和差异尤其是蕴涵其间的核心价值，并表现为立足当代世局的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气度和能力。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尺度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加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和效用，更加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精神，更加凝聚伦理道德的心灵力量且更加关注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使之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景德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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