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镜鉴工作室

张昆（1962-），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组成员，2006-2010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01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家文化名家与“四个一批”国家级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2项、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六项。在其主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务12年间，殚精竭虑，精耕细作，为华科大新闻教育的异军突起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院长？》一文中，张昆直言，“一个好的新闻学院的背后，总有一个优秀的院长。”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新闻学院院长，不一定出自高官，不一定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不一定是来自业界的领袖，也不一定长袖善舞，但是他一定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一定要有大爱情怀，要有教育理想、新闻精神，富有责任敢于担当，要有一定的道德和人格魅力，要有牺牲精神，愿意为教育，为社会，为文明，为学生和老师尽心尽力服务。只要他愿意付出，愿意奉献，坚持执着，就有可能做好一个院长。”这篇“相当于是经验总结”的文章，让清华大学李彬教授“颇有同感”，并专门撰文“借题发挥”。

2018年4月24日，张昆卸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职务。他的卸任感言饱含深情：“经过这不平凡的十二年，我从44岁来到了56岁，从满头青丝到华发丛生。这是我生命年轮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能够融入华科大新闻学院的历史，成为推动华科大巨轮前行的一份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在担任华科大新闻学院院长12年间，张昆践行着他对新闻学院院长的理解，让新闻学院在华科大人文社科领域异军突起，让新闻传播教育的华科大模式逐步成形，成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2017年张昆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家文化名家与“四个一批”国家级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这似乎是对他35年教师生涯和20年院长生涯的一次集中褒奖。事实上，回顾张昆“不服输、能吃苦、能忍耐”的57岁人生，重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院长？》一文，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真切感受到：正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大局意识、大爱情怀、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推动着张昆成为了华科大乃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领军者。

“他关于学科发展建设的思路很清楚”

2006年7月26日,受华中科技大学时任校长李培根院士的邀请，张昆调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在《三思新闻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李培根回忆了他与张昆的“初次见面”。“那是2006年的某一天，我们在学校行政楼里的一个略显破败的小会议室里见面。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关于学科发展、建设的思路很清楚。更难得的是他很朴实，对待遇、对学校将提供的条件等都没有过多的要求，骨子里透着一份难得的自信，其后的故事便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快速而平稳的发展。”

这份朴实与自信来源于张昆“18岁以前早期的人生经历”。张昆1962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我是属于老来得子，生我的时候，我的父亲51岁，我的母亲42岁。上面有两个姐姐，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我的父亲没有干农活，他在县城中医院帮忙养猪，养猪不给报酬给猪粪，父亲把猪粪拖到生产队换工分。”张昆回忆说，这个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是非常温馨、有人情味，父母亲对他爱得非常细致。“但8岁父亲去世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9岁开始我就在河岸上捡猪粪、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那个时候是上半天学。”1976年14岁的张昆初中毕业，暑假时生产队安排他去建筑工地干小工。一天，正在“抛砖”的张昆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掉了下去，四楼的跳板和人全都压在了他身上，张昆陷入昏迷醒来之后却毫发无损。“他们都以为我死掉了。真是一个奇迹。”第一次讲起这个故事，张昆感叹“人的命运非常奇妙”。那时的张昆差点辍学，初中老师家访劝说他继续上了高中。经历挫折、饱尝苦难，塑造了张昆“不服输、能吃苦、能忍耐”的性格。“如果没有早期的这些经历，我不会有这种屡败屡战旺盛的斗志。我有时候对我的孩子讲‘能量守恒’，吃的苦也好享的福也好大约是恒定的。早年享福多了，我估计中年晚年可能麻烦就比较多一点；早年吃的苦多一点，中年晚年可能就比较顺一点。”

1980年张昆考上了武汉大学，因为高考成绩中历史分最高，他选择了历史系。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师云集，学术氛围与研究风气令人神往。历史系老师不仅给学生授课，还指导学生读书和做研究。“在历史系我遇到了一些好老师，自己读历史也很有感觉。我上吴于廑先生的一门世界史课程，有一次讨论发言给老先生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后来他主动通过助手邀请我报考他的硕士。”1983年张昆准备报考武汉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正好那一年武汉大学创办新闻系，从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中挑选6名优秀毕业生任教，张昆名列其中。当时国内大学广泛开展近代史教育，“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合作，搞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系列讲座，我当时是历史系学生会学习部长，作为学生主编牵头负责。节目天天播，每天播两次，很有影响。后来有人知道，历史系还有学生在电台做节目，就让我去了新闻系。所以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参与了武大新闻系的筹建。”张昆到新闻系报到后，系领导没有马上安排他的教学工作，而是动员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虽然仓促应考，但他功底厚实，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1984级研究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张昆开始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他认为“讲新闻史对我有优势”，所以把学习重心放在新闻史上，形成了早期的第一次“转轨”。“在人大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在意听历史方面的课程，我们第一届研究生班有十多人，当时方汉奇、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秦珪这些最好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所以学到不少东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86年，全脱产读研的张昆回到武汉大学新闻系正式任教。“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三年”，张昆在1991年评上讲师，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1998年9月，张昆开始在职攻读武汉大学政治学博士。“当时学校不放我去外地读博士，正好我对武大政治学院老院长刘德厚教授非常敬仰，就报考了他的博士。为了能够把政治学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我选择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这个题目。”2003年，张昆博士毕业，同年《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后来获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培根院士认为，张昆之所以会对学科发展、建设的思路很清楚，“当然源于他的学术视野以及在武汉大学的行政历练”。其时，在调任华中科技大学之前，张昆在武汉大学已有8年的院长副院长的经历。1995年武汉大学新闻系更名为新闻学院，33岁的张昆任新闻系主任。1998年9月28日，张昆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我做了半年多的院长，当时有一个宏大的构想，想启动改革，学校也非常支持，要建实验室学校投了360万，鼓励老师们拿项目写文章，要争取博士点。”1999年4月，武汉大学学科调整，新闻学院与图书情报学院合并，成立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资深的图书情报学院原院长马费城教授担任院长，张昆改任第一副院长负责新闻传播学科。2000年12月四校合并后，武汉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昆继续担任第一副院长。在武汉大学的二十年，张昆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从而练成了他的处世智慧。“所以我做事不过头，趋向于中庸。一些改革政策，干活的人得到了利益，没干活的人也不要有太大损失，寻求增量改革。既要改革，又要留有余地。以前处事总想冲一冲，却没有或很少考虑到人情、面子这些东西。”在张昆眼中，武大的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我比较幸运，别人在院长副院长的位置上可能也就能干四年、六年、八年，我一干干了二十年。让我的积累能够持续发生作用。前期在武大的历练中，也有一些思考但没有实践，到华科大来了以后有机会把它变成了现实。”

左图：张昆《三思新闻教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右图：张昆《新闻教育改革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新闻学院历史不长但做到了异军突起”

2019年3月7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元元在新闻学院调研时说，“新闻学院历史不长，人数不多，但师资队伍素质较高，对学校发展贡献较大，做到了在华中大人文社科领域的异军突起。”同武汉大学新闻系一样，华科大新闻系也创办于1983年，至今不过36年。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华科大新闻传播学科排名A等，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并列全国第三。从张昆的口述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华科大新闻学院“异军突起”的密码。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的前任吴廷俊院长做得是很不错的，他很有事业心，很有学科意识。”在张昆看来，华科大新闻学院当时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有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学院的学风淳朴，教师之间也比较团结，在国内教育界同行中有较好的口碑。“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首先是队伍结构青黄不接，一些资深教授成就斐然，在学界业界有很高的声望，但青年教师中露出头角者很少。教师队伍是一个哑铃型结构，老中青之间中间坍陷，人才严重断层。其次是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做得不够，学生主要靠自己解决实习问题，虽然学院也提供实习平台，但起点比较低。另外就是缺乏科研平台，教师做科研主要靠单打独斗，学院的科研项目特别是国家级项目比较少。”

张昆上任院长之后，华科大新闻学院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坚决执行“杜绝近亲繁殖”的政策、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实施教师薪酬改革、推出冠名教授席位、鼓励青年教师当导师等。“打造一支开放的、有活力的、有创造力的、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学院发展的重中之重。从2007年开始，我们自己的博士不直接留校，引进的教师全部来自校外。我们也欢迎自己培养的博士，但要先出去工作或者进博士后流动站，表现好再引进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让现在学院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我们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不同岗位的老师会对应不同的考核方式。在岗位设置上，将教师岗位分为科研岗、教学岗和教学科研并重岗，实行差异化评价，鼓励多元发展，让不同专长的教师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我们推行了教师薪酬改革。按照保底不封顶的原则，允许老师跨档升级，干得好的可以大踏步往前走。副教授的教学科研成果只要达到了教授的标准，就可以拿教授标准的职务津贴，优秀的讲师也可以拿副教授标准的津贴。在现有的教师十三级中，有些老师可以一次直接跨三级。同时，对老教师也有保护措施，在职务津贴方面实行保底，以维护他们的个体尊严和物质利益。”“我们设置冠名教授席位。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或5万元的津贴，这对老师们的激励很大。除了经济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鼓励，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

“我们鼓励青年教师当研究生导师。一般而言当了副教授才能当硕导，当了教授才能当博导。凡是我们招聘的博士都要达到副教授的水平，进来了就能当硕导。每年有零到一个名额让副教授担任博导。这一点对年轻人的鼓励是很大的。”“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花了很多功夫，通过引进人才、自我培养、激活机制、活跃氛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合作竞争机制。教师队伍在保持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增加到了目前的40人，队伍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橄榄球型结构。”

在人才培养上，华科大新闻学院也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首先要求教师把心思放在本科教育上。建立学院专业实践教学协调小组，在北上广深等几十家主流媒体设立实践基地，指导老师每年都要到实践基地去沟通协商并看望学生。同时我们把专业老师当班主任作为一种制度。我们重视推进各种创新团队，红树林团队、V-fun团队、loading团队等一批学生创新团队陆续崛起。在全国高校中成立第一个评论学社，‘新闻评论人才培养创新体系的建构与实施’项目先后获评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研究生招生上我们控制规模，另外控制单一老师的招生规模。我们的博导基本上是一个人带一个博士。我们把指标拿出来以后，就可以让年轻人来带，导师队伍也就做大了。”

“在科研方面，我们重视平台建设。先是建了媒介技术与传播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省级文科基地，后来又以国家重大项目为孵化器，建立了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中心等平台。我们加强学术方向的凝练，形成新闻传播史论、网络与新媒体、战略传播三个学术方向。我们组织学术团队，以集体的力量申报项目。这些努力效果十分显著。仅2011年学院就成功地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六项，其中重大课题一项，重点一项。课题拿到了，有了经费，又占领了学科前沿，锻炼了队伍。同时我们以科研为支点促进社会服务。我们人数不多，但在项目、论文和专著方面，一直是科研大户，是历次学科评估的亮点。”

为了提升学院的精气神，华科大新闻学院推出了院训、院歌、院徽、院碑，组织专家编纂了自己的院史。“学院文化是学院竞争的重要软实力。华科大新闻学院学科评估的成绩不错，我认为软实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开学典礼上，我们让学生佩戴院徽、唱院歌、朗读院训释文，这些活动下来以后，很多同学泪流满面。院训、院歌和院碑等只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文化精神已经渗入到师生的灵魂深处，大家对专业和学院比较认同，对传媒行业心存敬畏。”

学者治院，开放办学；以人为本，教学相长；文工交叉，应用见长，张昆用这三句话来总结华科大新闻学院的特色。不过在他看来，华科大新闻传播学科虽然在评估中被评为了A，但与人大、复旦等老牌新闻学院在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学科评估让师生对学院的认同感、对专业的认同感更加强烈，我们也越来越有底气。但受发展的阶段性制约，学院在国际化方面做得不够，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升。华科大的新闻传播学要想成为一流学科，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需要加强已有优势，并补上短板。想要真正和排位相符，还得花很长时间扎扎实实打基础。”

在卸任后的一次采访中，张昆给自己打了“85分，也就是良好”。不过，在之后的年终考评中，全院老师却给了他92分，位居学院第一。这或许是对张昆12年华科大院长生涯的最好评价，“再苦再累也值得”。

图为2007年，张昆教授和华科大新闻学院领导班子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访问。

“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新闻教育中的问题”

在《三思新闻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这样评价张昆：“张昆教授是一个思考型的学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问题，可以说他满脑子装的都是问题。例如，他曾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应该构建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应当怎样认识和理解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应当如何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的症结何在？如此等等。”在张昆看来，思考教育问题，是每一个教师的义务，更是院长的职责。35年来，他发表了30篇新闻传播教育论文，出版了《新闻教育改革论》和《三思新闻教育》两本专著。

仅就“新闻学院院长”这个敏感话题，张昆就发表了《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多重角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院长?》、《新闻学院院长的四大要务》和《新闻学院院长的战略思维》四篇论文。在张昆看来，新闻学院院长作为学科或专业的总负责人，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承担着“师资建设、学生培养、条件改善、氛围营造”等四大要务；要达成发展目标,回应社会的期待,必须具备战略思维的能力。“院长这个活确实不容易做。他像双面胶一样承受上下内外挤压的这种角色。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在外人看来院长挺风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想做院长，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院长、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在院长的位置上有的干得很好，有的干得不怎么好，有的荒腔走板。反正我马上要卸任了，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我真心的流露，我没有任何一句假话。”“院长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面对上下，又要接触里外，服务老师和学生，兼顾教学和科研，所以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当院长时要把学院工作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放在第二位，所以要牺牲小我，为了工作暂时搁置自己的学术追求。院长的职务涉及学院上下、学校内外、老师学生，不仅要做好学院的事情，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要有出色的统筹协调能力。由于院长是学院的代表，要跟学校各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自然就有了社会活动家的特征，所以必须拥有广泛的人脉才行，这样才能从学校、社会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补充学院所需。”

张昆承认新闻教育面临着问题，但对未来表示乐观。“从人的社会属性、从社会的本质来看，新闻教育、信息传播还是有它未来成长的空间。技术形态不一样，信息传播的方式不一样，但基本职能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沟通。信息化程度越高，社交媒体越发展，普通人参与传播的程度越深，越会提升专业传媒人或专业媒体的重要性。可信赖的、高素质的、有洞察力的、有判断力的新闻人、评论员和主持人等会显得更加重要。信息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大，人从复杂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精神生活或精神自由的空间也会越大，人们信息消费的要求也会增强，而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可以拓展的空间也就越大。当然，为了使学生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要不断改革，要顺应时代需求。”

作为教师，如何处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张昆看来，新闻学院的好老师必然是好学者。“作为老师教书是根本。传道受业解惑，让学生成为人。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是要培养有思想、有深度的职业传媒人。要通过言传身教，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教，应该有深度的教。这种深度，也就需要老师自己去探索去研究。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必然是一个好的学者。这一点是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最大的不同。中学老师可能不会在知识创新上花太大的功夫，更多地重视教学的艺术、方法和投入。大学既有成熟的、经典的知识，也要有面向未知领域的、创新的知识。所以，大学老师应该在某一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教哪一门课程，就要成为哪个领域比较前沿的学者。能够看到这个领域大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能够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这些研究会成为教学新内容的重要来源。所以教学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一些工具性的课程譬如语言、编程之类，可能不那么需要科研。但专业性的课程，还是需要好学者来讲授。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学者用知识服务业界，也就把产学研打通了。当然研究方向不一样，不能要求每个老师都去搞社会服务。所以我们才会实施岗位分类管理。教学岗的老师教学评价必须进前25%，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张昆是新闻教育的思考者也是践行者，是备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教学对老师而言是立身之本。教育就是要起到春风化雨、唤醒灵魂的作用。我们的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学生，真的是百里挑一。这些学生把希望和命运都交给学校。学校怎么教导、引领和栽培，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教师被赋予最光辉的职业这样的称号，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待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职业，要敬畏这个职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大体会到学生、不太会心疼学生。等自己的孩子上学以后，特别期待老师会对自己的孩子青眼相加。在我看来，如果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老师。”“这么多年来，每年推荐本科生到外面去保研，只要是学生来找我，我都给他们写推荐信。不光写推荐信，我还想学生去找老师不能空手，每次都让学生把我写的书带过去。每年要送出几十上百本。我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老师看到自己学生的成就，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就，同样也会感到自豪。”

2018年，张昆获得了华中科技大学伯乐奖。他说，“新闻院系实际上是一个人才工场，没有学生，学院、老师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我们要真正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全力以赴地去栽培他们。”“爱生如子”，“以学生为中心”，这是张昆对教师角色的理解。

图为张昆教授与2020级博士研究生的结课合影

“我的梦想是推出一个全球民意指数”

在张昆看来，新闻学院院长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应该成为表率。“在院长这个位置上，压力是很大的，不光自己的教学科研要不错，还要推动学院工作。院长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这跟企业和政府不一样。行政机关权力和权威是统一的，在高校里权力和权威是分开的。你当院长处长是有行政权，但大家服不服你？这就要看你的道德文章，看你的人格魅力。所以在高校当院长，你要想讲的话有人听，要把想做的事情变成现实，还得自己增强说服力。这个说服力是，你要别人干的事，你自己也要能干，而且要干得好。你自己的本科教学才打60分，你凭什么对别人的教学指手画脚？你没有这个资格。学科建设重在科研。你自己在科研上面一塌糊涂，你凭什么去号召老师们凝练方向、申报课题？所以院长要把事情干好，实现自己的愿景，必须要自己先做好。你不这样做，别人不会服你。所以我也重视教学，重视科研。学院第一门国家精品课程是我讲的，第一门视频公开课也是我讲的。大家都不报，那就我来报。我们的院长副院长都拿国家项目，都发A刊文章。在我们学院，只有学者才能做管理者。有些人当了院长就不写论文了，不上课了，我认为不会是个好院长。”

“认识自己”和“应用导向”是张昆做科研的两个原则。“在研究方向的确定上，首先要认识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我的方向选择都是这样的，我能不能干，能干才能选择。我在进入学界的时候，国家百废待兴，很多现实问题都有待解决。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所以我做的主要是问题导向，对策性的、应用性的研究。有一点现实的作用，有一种实践的价值，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又能体现知识的价值。最开始我做新闻史，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自然就转到了国际传播、国家形象、政治传播这个议题上。当院长又让我必须来思考传媒教育问题，所以我在教育方面也写了不少东西。我的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后有三个是跟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有关的。层层相因，重在积累。所以，做研究要在一个领域持续地坚持下去。”

张昆建议年轻老师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研究方向。“现在年轻老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父辈没有给他留下很厚实家底的年轻老师，他要在大城市生存发展，非常艰难。买房、生孩子，像天文数字一般的投入。这种情况下，你要让他来做学问、拿项目、出论文，是非常难的。很难保证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学术上面来。所以对年轻人，我们要鼓励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当下中国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上，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强大的文化，也要有领先的学术。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未必要重复我走过的路。我更加鼓励年轻人来做一些纯学术的、基础理论的课题。这些课题的学术价值可能会更久远、更厚重。当然，我也鼓励大家去做应用的、对策性的研究。尤其是像现在的媒体转型、媒体融合，全媒体时代传播的过程发生了变化，来跟踪这种变化，来探讨新时代的传播现象，从实操的层面来研究这些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需求。这类研究因为有现实的需求，当然它会有生命力，也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机会、资源，也可能更容易持续下去。有的人在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深厚的潜力，有的人他的学术基础、知识结构，可能更加适合做一些应用的、实证的研究，不必强求划一。”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的会长，张昆还主编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三部。他说，“学会为什么要编这个年鉴。这也是一个紧迫的需求。整个中国新闻教育界，几百所高校，七八千的老师，二十多万的学生，没有一本能够反映基本经验、整体状况、宏观数据的动态的权威性工具书，这是不行的。应该有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他们服务。这个事情做好了，是积功德的事情。年鉴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将来10本20本摆在一起蔚为大观，可以提升学科地位，为我们记录历史创造条件。所以我把年鉴、学会看得非常重。新闻学院的院长只管一个学院的事情，但年鉴的事情是服务全国新闻教育界的。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做，但这个事情我要做好，为全国新闻院系的教师、学生和学科建设服务。”

展望未来，张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下一个梦想”。“按照华科的标准，我还可以干到65岁。明新院长希望我再为院里做点事情。所以把2013年成立的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改成了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每年有一个国家传播战略高峰论坛，2019年要开第七届，同时要出一本蓝皮书（每年一本）。还有一个大型民调，《2018年中美两国民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受到认可，英国《经济学人》也有引用。今年准备用中英文同时发布。2019年，我们将同时在中国、美国、南非、埃及、尼日尼亚、坦桑尼亚、埃塞尔比亚等非洲五国同时进行调查。另外，我们想推出一个城市品牌排行榜。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学校支持我们就做。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希望能够推出一个全球民意指数，真正地进行全球民意调查，像英国的BBC、美国的盖勒普和皮尤中心一样做全球民调。对于我们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需求。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和平崛起，承担大国责任，必须要了解世界舆情。欧美国家是否接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认不认可？是我们国家决策的前提。我们不能停留在官方意志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调查数据。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我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财政支持，每年要200万啦。谁支持，就由谁来冠名。现在我们在致力于调查方法的科学化，一旦有了相应的投入，就马上全面铺开。”“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的会长还要做一届，年鉴再做四五本，我就功德圆满了。”可以看出在未来几年内，张昆仍将扮演会长和院长这两个角色。不过这个院长，已经从新闻学院院长，变成了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

卸任院长之后，不少学校向张昆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都婉拒了。“从去年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有比华科大更牛的学校邀请，有重点高校让我去做副校长管文科，但我婉拒了这些善意的邀请。为什么？我在华科大12年，一直陪伴着新闻传播学科，日久生情，有些割舍不掉。另外，现在学院主政年轻领导都很不错，他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过渡。长期以来，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外面一直把我当成了华科大的代言人、一个形象代表。如果卸任以后，很快就发生异动，对学院的稳定可能影响不好。如果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感觉没办法向历史交代。所以即使有单位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还是婉拒了这些邀请。”

卸任院长之后的张昆，常常和夫人一起去看电影，在微信朋友圈晒恩爱。他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家庭和谐稳定，让我能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以前因为工作忙，张昆对儿子实行军事化的管理，“饭要5分钟吃完，不听话就要挨打”；在儿子十岁之后，他又几乎不管家里的事情。现在的张昆对家人满怀愧疚，只要放假就要和夫人在一起。“关心一下健康，享受一下家庭的生活。回归这个家庭，弥补一下欠账。过去的的确确很对不起他们，现在希望能弥补过去的过失。”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这句话出自元代张养浩的《为政忠告》。在张昆这位新闻传播领军者、教育家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境界。

*本文系简写，参考文献从略，原文载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武汉大学出版社，第436-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