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吴跃农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纵横捭阖，弹指风云。之后，作为大国总理，他一直以很大精力主持外交外事工作。在他的睿智开拓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也是与他亲力亲为，培育开创新中国外交翻译事业分不开的。

一、“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大力培养翻译队伍

新中国外交工作伊始，中共干部中不乏俄语人才，但其它语种就较稀缺了。特别是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与新中国建交、半建交国家迅速增加。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基本上是将军们，他们大多数并不谙外语，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把学习成绩列入干部考评内容。周恩来还要求把北京外国语学院指定为培养外交外事翻译的重要基地，扩大招生，增开西班牙语等语种专业。1955年9月，经周恩来建议，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外交学院，除培养外事干部外，还开设外语专修科，为外事部门轮训、培养外文和翻译干部。

1957年10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翻译。年底，他再次指示外交部作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要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外交部随即与有关单位商讨制订了培养高级翻译的十年规划方案，于1958年3月上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批准执行。当时估计，10年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复，建交的国家可能再增加50个左右，所以，十年计划规定要培养35个语种的452名高级翻译。在初级翻译的培养方面，1959年3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时间内培养世界各国语的初级翻译1000名。外交部经过研究，会同教育部共同商量制定了在五年内培养56个语种的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周恩来对这项工作非常关心，多次询问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当时全国各外语院系都有较强的“一盘棋”大局意识，都把本校最优秀的学员向外交部推荐。

1964年中法建交后，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和加速培养翻译工作者。为此，国务院外办、高教部和外交部经过专门研究，向中央写了《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3年内派遣留学生1750名。

然而，两年不到，“文革”风暴起，周恩来亲手抓的这项外交翻译工作者培养计划受到严重冲击。这批外派留学生被全部召回国内参加“文革”、下放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和1970年，在“文革”冲击最厉害的时期，周恩来冲破干扰，曾先后多次对翻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969年6月，他指示外交部会同中联部、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单位，对中央各单位的外交、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并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这年，中央决定将全国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安排在解放军的几个农场劳动锻炼。10月4日，针对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每天只有一小时学外语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给该农场专发一通知，要求革命和学习两不误，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外语学习和训练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能有三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

当中央国家机关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后，周恩来又适时地指示外交部对下放五七干校的外语和翻译干部要加强管理，不要失散，外语也别荒废了。他要求外交部牵头，把失散在各地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外语和翻译干部集中起来，集中到一个五七干校，让他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要用三小时学习、练习好基本功，刻苦磨练好外语本领和提高相关知识素养。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这批同志经过多年多层次的培养锻炼，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外交战线的高级外交官或高级翻译，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栋梁之材。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意大利先后与我国建交。周恩来预见我国外交工作将有新的突破和大发展，1970年11月6日－9日，他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英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改进。他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应恢复招生，以便加速培养外交翻译。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就外语教学、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翻译干部的培养要求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对外事翻译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11月25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联络部及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商讨最近一个时期的外交、外贸和对外宣传工作。会上，他专门对培养翻译人员队伍问题提出要求，他说，一是使用现有翻译力量，包括五七干校的后备力量；二是改教材、编课本，搞好师资进修；三是招新生。翻译人员知识要广泛，业务要进修。

1971年10月，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周恩来同意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届毕业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翻译人员到外交部工作。他还亲自核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计划。

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年间我国新增建交国家达30多个。外交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和针对外交的新形势，在1971年10月曾先后就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外语干部的培养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做外事工作的干部，60岁以下的都要学外语，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周恩来亲自向外交部领导作了传达。1971年11月，他又向国务院科教组和外交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另一个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语这七个语种，学校要扩大容量。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在3年内先后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届至1969届毕业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外语学得好的，进外交部工作。

二、“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对翻译工作高标准严要求

周恩来总理对外事干部有十六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翻译工作同归这样的原则。周恩来说过，“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他要求译员们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要提高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他说，学外语的一条原则就是要苦练，每天练上几个小时；第三是文化知识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等。

周恩来从不把翻译工作者仅仅看成是“传声筒”，而是把他们当作助手和参谋，是新中国外交干部的重要来源，要求翻译工作人员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要求外交部的各级领导让翻译人员参与外交文件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他认为，译员不参加形势政策的讨论，不了解时局和外交斗争状况，就无法胜任工作。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翻译工作者得到信任，感到光荣，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承担翻译任务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准备，决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周恩来讲话出口成章，思路和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用句严密严谨。每次讲话翻译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修饰，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来深知口语翻译的困难，为了翻译能够表达得准确完整，他总是有意识地长话分段说，让翻译人员能够从容翻译。“准确完整”是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最基本业务要求，也是一个工作标杆。周恩来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准确到位，意思完整。

为了督促翻译勤学习提高素质，周恩来经常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考问他们的知识面。有一次，他问一位翻译，在领海问题上有哪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斗争？翻译答不全。他就一一数出这十四国的名字，并列出另外七个尚未公开表态的国家名字。然后说：“一共是二十一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你们当翻译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购买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书籍，供翻译人员阅读。他说：“即使一些反对我们的材料，翻译也应阅读，否则外国人讲的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周恩来尽管不是专业学外语的，但他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多国留学和投身革命活动的经历，交游广泛、见多识广，一直有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能听能说日、法、英、俄等好几种外语。尤其是法语、英语，听说水平都较高。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办的一个酒会，周恩来就是用英语致辞的。在会见外宾时，每当外宾讲完后，不等翻译翻完，他对大意已有掌握，同时，他仔细地听翻译，判断表达上细微之处的奥妙差别。1972年，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答谢宴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只有周恩来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儿吧。”章含之马上作出更正。因此，周恩来能够对翻译人员在字词拿捏上有优劣判断，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工作的业务提高。

周恩来要求翻译有较宽知识面，关键时能够做到肚子里有货，用得上，说得出。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个时期，周恩来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翻译人员专门收编了二战词汇和背景知识，熟悉并牢记。

周恩来多次强调，翻译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准确完整。他说，“严复讲的三条：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给领导人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妄加解释和发挥。但对领导人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及时变通，甚至纠正。”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派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访，在欢迎美国人的讲话稿上，周总理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国客人”，翻译没有多想，顺口翻译成“尊敬的美国朋友”，周总理亲自审阅英文译稿，发现错误并纠正过来。周恩来告诫翻译，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周恩来总理与外宾谈话，总有几页纸放在手边，他经常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会谈结束后，如果谈话内容重要，周恩来会要求译员整理简报，以备报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翻译记得并不全，怕漏掉重要内容，会想起周总理做了笔记，就去找秘书借周总理笔记，只见几页纸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外宾谈话的要点。借助总理的笔记，翻译很快就写出一份内容完整的简报。

对笔译外交声明或文件时，周恩来总是一字一句把关，翻译们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也会通过秘书主动直接请示、请教周恩来总理。往往是在午夜或拂晓前，翻译们就会接听到总理秘书的电话，向他们传达总理的相关意见和指示，使文件能够最后定稿，确保文件政治质量。

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就翻译工作作出的批示。

对一些翻译难点，周恩来总理会提前告知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台。中共曾寄希望于苏共新领导层能够改弦易辙。但在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出席纪念十月革命活动和苏共新领导层接触不欢而回后，认定他们仍在执行一条赫鲁晓夫路线。周恩来遂决定约见在华部分使节，向他们阐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班子的看法。他在讲话中准备使用成语“换汤不换药”，以表达对苏共新领导层的失望，这也是整个对外谈话的“关键词”。如果译得词不达意，会让听者茫然，不知所云。周恩来就把译员们召集起来，要求直译这一成语，并向他们说明中医药中何谓汤，何谓药。由于事先打了招呼，翻译时很顺利，大使们也都听得很明白。

三、“别紧张，你也吃呀！”——关心体贴翻译

周恩来非常关心翻译的政治进步，关心他们的入党问题，有的翻译尽管表现优秀，但因海外关系一次又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一次次政审通不过，一直不能入党，经总理过问后才入了党。他也非常关心老翻译工作者和子女的事业发展，1969年6月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对“文革”中有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在他们交待清楚问题后，要酌情使用。1973年7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翻译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为由，不予推荐其在农场劳动的女儿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周恩来将来信批给外交部办理，并作出批示指出：如果该同志的女儿确如信中所说，应请沈阳军区通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本人来北京补考。又告，这位翻译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过我同外国朋友聚会时的译员。他们夫妇的历史不管如何，不应影响他们的子女。这是党的政策，应让兵团同志懂得。

周恩来对翻译作出的工作成绩，及时当面肯定，鼓励翻译工作更进步。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亚非14国。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4年3月30日、31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几次会议上作《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特地提到担任翻译工作同志的功劳，对随访翻译齐宗华、冀朝铸、范承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他们当翻译，就很困难。”并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上世纪60年代，刚果(布)政府代表团来访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们。他们提出想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就陪着他们去长沙见毛泽东主席。当时从韶山到长沙是土路，一路上颠颠簸簸，周恩来就在车上继续同刚果(布)特使交谈。刚开始周恩来同代表团的特使坐在后排，翻译坐在前排给他们翻译。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周恩来觉得翻译一直要把头掉过来太累，就要翻译坐在后面，而他坐前面扭回头与客人交谈。翻译说不行，哪能让总理受累，可周恩来坚持换了座位。对此，刚果(布)的特使对周恩来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贴下属的国家领导人。

1961年4月，古巴教育部长率团访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古巴代表团举行宴会。宴会中，总理和古巴教育部长先后致辞，并多次相互敬酒，言谈甚欢。翻译因为不停地在翻译，连筷子都没有动一下。宴会结束后翻译还有任务，要为古巴客人当场口译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时，周恩来轻声叫一名服务员过来，告诉她：“这位翻译同志没有吃饭，下面还要为客人翻译电影，请你在他的座位前放一个小桌子，摆些点心，让他在翻译间隙用。”服务员听后马上就去准备了。听了总理的一席话，翻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理心中装着那么多的天下大事，居然还会注意到翻译有没有吃饭的小事。

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非洲时，某些国家还是封建专制的体制，视翻译人员为家丁佣人，双方领导人会谈和宴请时，双方翻译没有席位，只能站在领导人后面或旁边，躬着身子哈着腰翻译，也不给吃喝。非洲天气炎热干燥，翻译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全神贯注承担着紧张繁重的脑力工作，还要付出体力硬撑在那儿。周恩来看在眼里很不舒服，对外交部随行礼宾官员说，这很不公道，当即指示去与接待国提出交涉，建议对方尊重我方习惯，在会谈和宴请时，安排我方译员坐在他的身旁，让译员有吃有喝。对方接受了建议，按周恩来的意愿做了相应安排。这次出访回来，周恩来总理向外交部下达指示，在安排领导人会见和宴请外国客人时，或者我国领导人出访时，都要给翻译安排座位，要保证他们吃上饭，喝上水。后来，为了尊重我方翻译人员，提高我方翻译地位，避免与访问国交涉而引起摩擦和矛盾，周恩来指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一律把翻译工作人员纳入代表团成员名单，给予翻译工作者正式官员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势头蒸蒸日上，范承祚就经常为周恩来做贴身阿语翻译。第一次为总理当翻译时，周恩来听出了他的苏北口音。工作结束后，周恩来就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当小范说自己祖籍淮安，出生在宝应时，周恩来欣喜地说：“呵！原来你是我的小老乡啊！”后来，周恩来也会经常管小范叫“小老乡”，夸赞他时，会欣慰地说：“小老乡工作做得不错！”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由于连续几天连轴转，小范十分劳累，在车上给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总理做翻译时，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么睡了8分钟才惊醒，他自觉羞愧难当。周恩来却亲切地说：“小范啊，再眯会儿吧。”阿尔巴尼亚的总理笑呵呵地说：“是周总理不让叫你的。”当时，周恩来就用法语和阿尔巴尼亚总理直接交谈，让翻译休息。

柯贤伟195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55年9月，缅甸政府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佛教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缅甸佛教代表团和缅甸文化代表团，给缅甸贵宾很高的礼遇。周恩来亲切地和客人一一握手问候，柯贤伟为总理作缅甸语翻译，一一翻译介绍客人。介绍完，没有想到，周恩来也伸出手来跟柯贤伟握手，还问柯贤伟在哪里学的缅甸语，得知是在北大学的，会意地点了点头。1957年金秋，我国在北京等10大城市举办“亚洲电影周”，缅甸等14个亚洲国家的电影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代表团。缅甸代表团受到各代表团的推荐，代表他们致祝酒词，盛赞中国各项建设成就，并感谢中国为成功举办这次电影周作出的贡献。柯贤伟即席翻译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频频点头，既是对缅甸团长讲话的肯定，也是对翻译工作的充分肯定。

编辑|谢美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