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浙江大学“2022亚洲文明研究高端学术论坛”在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亚洲文明特质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研究”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出席论坛并表示，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需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增进人类互信、共同迈向未来；期待通过搭建、扩大学术平台，推动基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历史地域研究的理论性阐述与现实性思考，为构建“新亚洲文明观”做出新的探索。

本次论坛从地域研究、理论构建、范式转换等方面对亚洲文明的整体性、源生性、传承性、多样性进行分析。

以下摘编论坛中部分专家观点，供分享研习。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授：

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国范围来看，该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起源早，进展快的特点。从长时段观察，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可以概括为：奠基于约1万年前，以上山和桥头遗址为代表，出现栽培农业，形成定居村落；起步于约8000年前，以跨湖桥遗址为代表，农业初步发展，社会出现分化的端倪；加速于约6000年前，以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开始出现；约5000多年前，以凌家滩和良渚遗址为代表，形成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进入邦国文明阶段；约4000年前，以广富林遗址为代表，由于环境变化等原因，文化和社会内部发生变化，转向衰落，进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中心的文明一体化进程。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和区域文明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涉及稻作的发明、彩陶的发明、独木舟的发明、鸟神的信仰、漆器的发明、犁耕的发明、玉琮玉璧的发明、瓷器的发明等多个方面。

《如何构建知识强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郑永年教授：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判断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要看其物质和制度方面的进步，更要看其知识方面的进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为那些既要发展又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个可供的选择”。但是，这并没有反映在知识层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论文大国，但依然缺失思想，尤其是原创性思想。例如，我们尝试用各种美国经济学派解决中国问题，却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有《盐铁论》这样的思想遗产。中国不仅要在物质和制度方面进步，更要在原创思想上有所作为。思想界不应继续在传统“国学”和“西学”中徘徊，应该通过政策导向、资源分配、认同建构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开创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作为地区研究的亚洲研究》，浙江大学刘东教授：

“亚细亚”原本是“欧罗巴”对于他者的称呼，此种笼统的指称带来了实践中的困境，这样一个文明多样、语种繁多、发展各异的亚洲，势必不得不再细分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另一方面，作为地区研究来讲，亚洲文明这个概念又显得太小了，从合并同类项的意义上，它至少也要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属于中国当前的紧迫国家利益之所在。我们应学习所有地区研究的方法优长，无论是它对于相关外语的强调，还是它对于科际整合的突出，要基于中国立场，批判地学习西方的地区研究成果，在总结和提升经验的过程中建构“本土意识、全球眼界、发达学术”三根主轴，开展“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

《中亚部落文明的再发现》，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

中亚的部落政治始终存在，除了沙俄时期，它始终是统治者隐蔽的借助性的治理手段，尤其是少数部落精英的最高层政治参与。一旦主流意识形态得以形成、法律法规制度得以确立、统治权威得以建立、行政管辖得以巩固，赤裸裸的少数部落精英高层政治参与或者悄然退场，或者以隐蔽的形式存在，或者付之以合法的外衣，将其镶嵌在合法的政治框架之中。主流宪政制度、公民社会与现代政党制度与公开的家族式少数部落精英政治难以实现持久的融合与统一。当代文明社会的部落政治参与只有调动部落大众的参与才具有合法性，只有与当代政党制度融合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当国家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由部落大众的参与转化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意味着部落现代性与脱域性的不断增强，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

《经典社会学中的文明研究理路》，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

经典学者创立社会学的原因，并非要对社会做出规范性表述，而是对自身文明的时代问题做出根本性回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思想家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无大的差别。任何文明都有一整套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理解方式。中国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在学术进步中所坚持的发问方式，始终与中国文明的思想基质、制度形态、文化模式、民族属性和政治框架之总体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始终与中国同整个世界交往、沟通甚至相互塑造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社会学应以时代赋予的使命，超越简单的方法移植，立足中国自身的文明格局，回应人类根本的处境。

《试论世界历史中的文明叙事范式与亚洲文明的现代性涵义》，华侨大学吴小安教授：

近二十年来，西方指责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平衡，实际上，从世界历史大进程的视角，中国的发展并非让世界“失衡”，而是让失衡五百年的世界重新平衡。对比五百年前与五百年后亚洲文明发展的历史，在人类世界谱系中的历史，如今亚洲的现代性与全球南方的发展相互呼应，构成亚洲的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现代性的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与西方文明一道，交融互鉴，共生共存，才是人类文明应有的生态秩序。文明叙事范式不同于战争、和平、民族国家、宗教扩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普世价值等叙事模式，本质上是去西方和去霸权的，是关于中国和平发展、关于全球南方发展的当今世界局势结构性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课题。

《东亚历史海域的互动机制研究（1523-1839年）》，东北师范大学陈秀武教授：

在欧洲殖民势力入侵前，东亚历史海域相关国家一直在以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展开带有同质性的互动与交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势力入侵后，东亚历史海域始参与了早期经济全球化互动。然而，自1523年至1839年，中国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后，私人海商贸易一直是东亚历史海域的主宰者。海商集团在维持原有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与东南亚国家、日本之间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与强势的西方殖民势力进行周旋，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得东亚海域互动机制发生了变化，亦即发生了由同质性互动占主体向异质性后来居上的转变。此后由于官方对海商贸易认知的变化以及政策变化，中国海商集团逐渐呈现衰退迹象。

《亚洲与多元文化中国》，浙江大学刘迎胜教授：

中国是公认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讲到中国世界文明大国的形成史，不可不关注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地处北温带，自北向南是几条大江大河所形成的巨大冲积平原，而东临西太平洋地理位置使这里雨水充沛，在农业为基础的时代，这片土地有巨大的人口承载能力，也使周边民族圈入历史发展的洪流，成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国。汉地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使中原与北面大漠南北的游牧民、西面绿洲农耕区域的居民，隔青藏高原的次大陆，以及与华南、西南山水相连的东南亚各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亚洲几乎所有文化都在中国生根。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需要了解本土的知识，也要有亚洲文明的视角。

《人类文明多样性与印度文明》，四川大学邱永辉教授：

印度古代文明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当人类历史演进到今天，印度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与马凯硕命题——“‘印度之道’是世界上道德领导力量的最佳选择”，相距甚远。首先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解读存在一定的错位。例如，我们经常从佛教想象印度文化，突出其“宗教性”，对于印度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宗教与世俗、宗教传统与现代化张力等问题，缺乏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同样，西方对印度也有猎奇和矮化的心态，甚至认为印度文明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影响甚小。当代印度一直努力建设多元、和平、领导者的形象，但是，印度也面临文明单元与政治单元之间的张力，印度文化的知识系统与话语建构的困境。无论如何，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

《古代西域多元文明共生互融与繁荣发展的历史启示与价值指向》，浙江大学谢贵平教授：

古代西域文明多样性是古代亚洲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语言文化、多宗教信仰、多生产生计方式并存的交汇之地，西域多元文明的共生互融有力推动和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人类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共生互融，取决于文明的载体即人类不同行为体在交往交流中的认同建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充分发挥中华文明中的“天下主义”“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美美与共”等思想体系的当代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才能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凝聚新合力、铸就新文明、开启新征程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秉持“学科会聚，古今汇通，中外互动，文明互鉴”的理念，以建设跨学科、跨院系的教学与研究平台，致力于打造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高地、人才培养与话语传播高地为目标。

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绍兴研究院联合主办。

（内容来源：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文字：周妍 摄影：林钰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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