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19日，社会形态与审美形态暨第五届别现代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师范大学顺利举办，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20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70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美学与美育研究所、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团队主办，美国“中国别现代中心”和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别现代研究中心”共同协办。
开幕式上，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恒代表学校对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别现代理论经过五年的发展在国际国内已产生良好反响，学界与艺术界对此都有较大共鸣，已取得了系列成果，这不仅促进了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文化交流，也对上海师范大学相关人文学科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他说，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别现代”文化景观的国际大都市，本校所在地徐汇区更是如此。徐汇区存有千年古刹“龙华寺”，它可以作为上海古典文化的代表，徐家汇和上海外滩保存着著名的西方天主教堂和建筑群，可以说是西方近代建筑文化传播的印记，新时代徐汇滨江打造的“上海西岸”，是集国内外顶尖文化艺术、信息传媒、时尚设计等为一体的文化金融集聚区，具有典型的“现代与后现代”的特征。
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斯洛文尼亚科学与人文研究院科学研究中心哲学教授阿列西·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他说“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关于主义（Zhuyi）的论题引起了一阵骚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主义（Zhuyi）的热烈讨论，给人的印象是西方文化成功的奥秘终于被解开了。从现在起，似乎所有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公诸于众，寻找它们在西方或中国以及它们在其他国家(如印度、伊朗、土耳其、前不结盟运动国家等)的类似情况。”他进一步指出，立足中国本土而提出的“Zhuyi”和西方的“isms”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其方法的独创性在于其提出的“Zhuyi”是以“别现代”为标识，而且这一理论观点已有机地发展成为一套更广泛的“集合”和理论实践运动，这为“Zhuyi”和“isms”寻找“公分母”乃至推动人文思想创新、发展和交流提供了方法论及“思想交流市场”，其思想原创和理论价值意义非凡。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社会形态与审美形态”、“别现代与审美形态”、“别现代与文化、艺术”等主题展开，共同探讨别现代理论与新时代中西人文交流及思想创新的方法。
美国“中国别现代中心”主任、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美术系教授基顿·韦恩（Keaton Wynn），斯洛文尼亚别现代研究中心主任、普利莫斯卡大学哲学教授恩斯特·曾科（Ernest ŽENKO）分别发表大会发言。基顿·韦恩（Keaton Wynn）认为随着美国“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的成立，目前美国已有多名艺术家和学者参与和研究由中国学者王建疆教授所提出的“别现代理论”。在题为《论中国当代艺术全球化背景下别现代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蔡国强的艺术为例》的发言中，他认为“别现代”理论扎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土壤中，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有着很大不同。随着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发展，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框架”已经无法对蔡国强等为代表的非西方艺术作品进行解释和归纳，而王建疆教授所提出的“别现代”、“别现代主义”及“时间空间化”理论则跳脱了西方线性历史框架，为当下新出现的跨国艺术体系和跨国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更为准确和更加有效的非西方阐释视角和对话交流平台。恩斯特·曾科（Ernest ŽENKO）在《“永远历史化”：作为文化逻辑的别现代主义》的报告中指出，西方审美形式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看，是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再以当代艺术的审美形式而告终，而王建疆提出的别现代理论及其“时间的空间化”哲学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单线发展逻辑，不仅可以有效阐释中国的当代艺术及其审美形态，而且还可以作为全球的文化逻辑，具有一种“永远的历史化”特征。
围绕“别现代”概念、内涵及其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自己见解。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伯海先生继2018年《“别现代”献疑》之后，发表《“别现代”申疑》为主题的报告，他认为“别现代”之“别”，内涵丰富，除了可作“另现代”、“告别现代”、“伪现代”之外，把它理解为“别样的现代性”更为妥帖，更值得期待。他指出“别现代”虽发端于文艺审美活动领域，但其发展已涉及并深入到当代世界社会文明及生活发展各领域，从文明的现代性差异甚至对立中来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和历史演化的内在规律性，意义重大。对此，也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扬州大学的简圣宇教授认为“别现代”虽可以理解为“别样现代性”，但现实中往往存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牵手”从而造成对真正现代价值追求的遮蔽。他在《视域转化：“现代性”困惑与“别现代”处境》的报告中指出：当代学术界对“现代性”范畴的理解表现出一种逐步深化、细致化的趋势，“中华性”和“多元现代性”等概念被陆续提出来，但真正的现代性只有一个，不可能多元。所谓多元只是多种形态而已。“别现代”的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多了一种新的思想分析方案，学界应该在“别现代”的视角下以更加历史、辩证的态度迎接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胡本雄认为，“别现代”首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杂糅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多种社会形态，由于其复杂性，也直接导致了真理被遮蔽，艺术、宗教、教育甚至医疗等领域大量出现各种虚假现象，而“别现代主义”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祛魅”、辨别真伪和去伪存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余凡从别现代与本土话语再造的方法论建构出发，认为“别现代”是中国文艺“后焦虑时期”本土话语创新的有力探索，代表着本土话语再造实绩，是基于新世纪中国美学困境的智识产出，其所引发的争鸣实则是新“问题与主义”之辩。意大利学者衣内雅·边沁（Enea Bianchi）将“别现代”理论置入中国和欧洲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进行比较。他认为，与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衰退造成学术界和知识界忧郁和虚无主义不同，别现代理论所倡导的伟大时代需要伟大思想和学术大师的说法更能催人奋进，别现代理论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错并置的历史现实孕育着一种非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这个概念及其实践使中国思想脱离了以西方观点和实践为导向的潜在影响，不断接受挑战并试图在知识与有效性之间建立新的纽带。
就别现代主义美学、审美形态与审美文化，与会专家学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教授认为，别现代主义美学引起国内外美学界关注，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别现代主义美学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从中国当代的社会实际出发，不能紧跟西方亦步亦趋，应该正视中国当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杂糅的现实状况，从而在与西方交流互动中建构自己的美学“主义”和美学新话语。同时，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发展也要正视中国当代美学所取得的已有成果，坚持辩证的眼光，通过不断完善自身推动中国当代美学话语和体系的建构。复旦大学教授谢金良认为，王建疆先生提出的“别现代”，已成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词语。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审美形态方面，已然呈现出许多具有“别现代”的审美形态，学术界在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理当建构更为宽容和开放的评判标准，以便引导创作者和读者们朝着更为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他还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审美文化中“别”文化和“中和”之美，不仅有利于当代审美价值观的重建，而且有助于妥善处理文学审美形态业已存在和将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肖明华就别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傻乐”文化进行阐释。他把傻乐纳入别现代审美范畴之中，认为傻乐是别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一种当代审美文化。一方面它是傻傻的快乐，但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不是真正的傻。它一方面有中国心性哲学、乐感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有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子。傻乐审美文化可以从别现代文化理论中获得理解，同时，傻乐审美文化又应该从别现代主义中获得重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军就别现代社会存在“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和‘迪斯尼化’”这一文化现象具有的别现代特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和“迪斯尼化”具有一种典型的别现代美学风格，它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形成的都市“诡景”，别现代都市因此呈现出“逃避文化”“仿像文化”与“符号文化”交织的复杂现象。当代城市化需要重构“快乐哲学”及其乌托邦美学，避免工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多重异化，但如何保持一种张力，是需要思考的。建构以人为本的都市社会，也是别现代主义美学反思和批判的终极意义所在。
在别现代艺术与中西艺术发展中，中外参会专家进行了讨论和交流。美国学者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从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所体现的“别现代”艺术精神出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天人合一）思想，同时，现代、后现代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教、佛教思想促成了一种“别现代”文化的生成，其中别现代理论所汲取禅宗思想而提出的“跨越式停顿”理论，可以激发人在道德上飞跃，从而迈向更好的生存之路，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赋予了人类以实践的动力。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查常平以成都第七届 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10月17日至21日）上的部分作品为例，分析了行为艺术作为现场艺术的一种主要媒介，其根本特征为身体场景图式的创造，这种创造更多发生于人人关系中，发生于人时关系的时间叙述中，发生于人类当下生存的别现代（混现代）现实中，共同为当代人描绘出一幅别现代的或混现代的审美世界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关煜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别现代艺术实践认为，别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生发出的，是对别现代时期艺术的时代特征、社会特征、风格特征进行高度概括的新理论。别现代主义艺术则是为别现代主义理论辩护的或受别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而产生的最有创新价值和具备本真精神的“真”艺术，是具有真实性与别样性相统一的别现代主义艺术作品、艺术流派。
在大会总结时，别现代理论创始人王建疆指出：中国当代的学术思想尚处于欠发达阶段，从人文学科以及美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在国际上仍未形成国际上公认的主义和学术流派，美学多以行业和学科冠名，名目繁多，同时“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和“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诘难也未摆脱。他以当代中国70年来文艺思想和美学为例，指出中国文艺思想和美学发展吸收有余、原创不足以至于沦为替西方理论“背书”的尴尬处境。他认为，要实现当代中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发展和真正繁荣，探寻思想原创的路径及其“第一根据”非常重要。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创新和发展不能离开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具体历史境遇，而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纠结、杂糅的时代（别现代“Bie-modern”）及其形成的时间空间化现状应该成为当下学术理论原创第一根据的根据。而“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就是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区分真伪现代性，进而建立真正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要表现真正的人性、真正的现实性，体现为真诚、诚信、诚心、社会担当以及对“生命股权”保障基础上的幸福感、美感生成。
与会代表还就别现代理论所引发的生存焦虑、新技术、智能社会、量子化空间、别人类、人类世时代和中国文艺生态等话题展开交流和讨论。中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别现代理论所提供的“思想市场”为新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对等交流平台，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真实的描绘了当下社会形态的真实面貌及其在美学和文艺等方面的表现，涵盖社会各领域，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和人文思想创新，引发了国际学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术话语中心的既成模式，推动了中国新时代学术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赵诗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