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谋县渔洗村风景。中共元谋县委宣传部供图

江边小学课间一幕。 王小莉摄

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易念清摄

江边乡龙街渡大桥。张 昆摄
车子在金沙江边的群山中穿行,山势雄壮巍峨,之字形的公路展线层层叠叠,崖壁是亘古风化的沉积岩,干枯的荒草在视野里疯长,偶遇一两株高大俊朗的木棉,小灯笼似的花朵,反倒增添了山谷的寂静。越往上走,树木越多起来,有些山头郁郁成林。远处江水一线,山风猎猎,吹来春天的气息。
很早以前,我读过一篇写川滇边界深山故事的散文,题目叫《山果》。“山果”是文章主人公的名字,一个14岁的小姑娘。那个故事发生在14年前,彼时的云南不仅金沙江沿岸,众多大山的褶皱里都掩藏着贫困。而“山果”格外令人心疼:她背着满满一篓核桃的瘦弱身影,她妈妈的病情,她追着火车的呼喊,每次读来都让人眼窝发热。近些年来,云南大山深处的变化让人振奋,寻访“山果”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今年,“山果”该是28岁了,时光如金沙江水滔滔流逝,“山果”和那片山里的人们,怎么样了?
不过我也清楚,找到“山果”本人几乎无望——连绿皮车停留2分钟的“沙窝站”,现实中也查而未有。但在那时候,“山果”的形象基本真实,一个“山果”折射出一群山里孩子的命运。行走云南山区多年,我也见过类似的“山果”,无论是张桂梅老师所在的丽江滇西北,还是怒江边的高黎贡山上,还有许多偏远的村寨,孩子们都和这个时代一起变迁成长。即使找不到现实中的“山果”,也能于走访中了却一桩心愿。
这便是我从昆明奔赴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因由,况且我还是个记者。
一
《山果》作者黄兴蓉老人回忆,2009年她从北京去元谋探亲,在金沙江边的沙窝车站,偶遇挤上车卖核桃的“山果”,那趟火车是6161次绿皮车。6161次列车是从攀枝花到昆明的“慢火车”,全程约6小时45分钟,中间经过元谋站。如今从昆明到攀枝花,坐动车两个半小时就够了,车经过新的元谋西站。因乌东德水电站蓄水淹没部分线路,攀枝花到元谋段的“慢火车”已于2020年停运。但从昆明到元谋西还有绿皮“慢火车”,车次改为7466次,全程约4个半小时。

我放弃动车,改乘早上6点半发车的7466次去元谋,既为了感受曾经的“慢火车”,又为了领略老成昆铁路线的沧桑雄奇。赶到昆明站时天还未亮,站前广场附近几个卖早点的小摊挑着电灯,锅里的煮玉米、茶叶蛋冒着热气。我在小餐馆吃了碗面条,匆匆上了车。
7466次列车是G25型号的,6节车厢带空调,白色座椅套洗得干干净净,厕所里也没有异味,一节车厢还不到10个乘客,舒适到让人讶异——印象中曾经“脏乱差”的绿皮车呢?列车长杨兆祥肤色黝黑,语气和善,54岁的他干了38年铁路,跑过几条“扶贫慢车”,拿手的是给坐车的老乡介绍务工信息。老杨和我聊起“山果”,说当年在车上卖山货的确实多,如今早已没了。“山里的路越修越好,大家谋生法子也多了。你看坐慢车的都少了,东西卖给谁?”老杨的眼神飘向窗外。
从攀枝花到昆明,老成昆铁路经过的地方多是山区,当年还多是深度贫困之地。铁路大动脉连接起无数毛细血管般的羊肠小道,接引群众走出大山。如今弯弯曲曲的山路已经硬化拓宽,跑起了小汽车;铁路边的土坯房人家,要么搬迁,要么换成水泥房,10多年来的变迁都在老杨眼里。“编织袋少了,拉杆箱多了,看我们‘大盖帽’的眼神都变了”,他笑起来。
当年车上的几个“稳定商贩”大家都记得,却想不起有个叫“山果”的姑娘。一路穿山越岭,我在车上也没遇见10多岁的少年,虽然那天是周日。老杨说得在理:“这么大的孩子正读初中,哪个不在学校?”
二
“山果”出现在沙窝站。虽然这站并不存在,但金沙江边的红江站和向阳乘降所附近,有个法窝村。“附近”是从地图上看,法窝属于元谋县江边乡中村村委会,深藏在山肚子里,属于全县最偏僻、最困难的村。当年“山果”用“很难懂的话”和黄兴蓉交流,作者会不会把村名记成站名?其实那一路的小站,好多名字都是民族语谐音翻译的,停靠两三分钟想记住也不易。对于这个想法,江边乡的董奎书记挺赞同,说那就去法窝!
说时容易去时难。在大山里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从山脚下的江边乡集镇爬升到山顶,再百转千回才来到山坳里的法窝村。这一路几乎荒无人烟:金沙江干热河谷寸草难生,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四五倍,强烈的焚风效应让这里水贵如油;雨季一般集中在5月到11月,绿色亦是稀疏浅淡,看上去像荒山野岭。眼下已是春天,山顶的棠梨花一树树雪白,簇簇戟叶酸模染红了山坡,遍地茅草等待着一场雨返青,时而撞见的黑山羊如同野物……
法窝是个小山村,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村民基本打工外迁,只剩下不到30人,49岁的村民小组组长最年轻。法窝这么偏的地方也已通了水泥路,中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建伟告诉我,小时候走小路到红江车站得四五个小时,不过“山果”即使背着一篓核桃,也用不了一天一夜,而且法窝从来没有核桃,倒是准备种牛油果。
先不管有没有“山果”,我要去村里最困难的人家看一看。杨建伟领我来到杞自成家——67岁的杞自成,女儿出嫁,老伴去世,领着个30岁的智障儿生活。老杞家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子,脱贫攻坚中维修加固过,院里收拾得很干净。憨厚的杞自成搓着手说,他和儿子享受低保,每月有800元的保洁公益岗补助,村里正给他家申请五保户,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牛油果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片山里有500亩牛油果基地,就在附近的面前村小组。我一听来了兴趣,经营者浙江台州人孔庆波开皮卡车来接我们。通往面前村的路正在浇灌水泥,孔庆波对此百感交集:这条路我5年里开废了20多个轮胎。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种牛油果,孔庆波看中的是这里的气候:干热河谷地带牛油果不爱得根腐病,昼夜温差大,果子甜度刚刚好,“我们考察了几个省才选中这里,只要有水,荒山秃岭也是金山银山!”
法窝村没核桃,不可能是“山果”家,但更远的卡莫村有,那里是元谋县最高峰。日头偏西,我们直奔卡莫而去。拜村里4300多亩烤烟所赐,卡莫村1457人,外出务工只有200多人。村里368户人家,曾有169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整村脱贫后,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1万多元。村民黄兴强比“山果”大8岁,经历相似:他初中没毕业就出去闯,没少去红江车站卖黄梨、大豆,再换大米吃。“现在核桃卖不上价,不过2010年那会儿价格倒是高,至少十几块钱一公斤”,黄兴强挺内行:“当时赶着骡子去,一趟要走五六个小时,如今翻山越岭的苦跟女儿说起来,她完全无感。” 黄兴强的女儿今年正好14岁,与10多年前的“山果”年龄相仿,正在江边中学读初二,老爸每周开车接送。卡莫村现在有10多个适龄读初中的女孩,无一辍学。
山风吹凉村委会的小院,几名村干部反复回忆,卡莫村没找出“山果”。“虽是10多年前,穿补丁盖补丁的衣服,这里尚不至于,再说也早不吃红薯饼子了”,卡莫村村支书李康宝说。
三
为了获得“山果”的更多消息,也为了看看如今“小山果”们的生活,我来到江边中学。学校里那些14岁左右的青少年,对“山果”的经历颇有隔膜感。1980年出生的语文老师蔡兴凤回忆起和姐姐一起去红江车站卖甘蔗的经历,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听着——这些坐过绿皮车的孩子,也对“火车集市”记忆模糊了。

老成昆铁路从攀枝花的师庄站进入云南元谋,一路沿金沙江前行,经过姜驿乡和江边乡,也就是大湾子站和红江站,两个站辐射的山区是元谋最困难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是平地坝区的黄瓜园站了。如今大湾子站沉入水底,红江站按清库要求夷为平地,只剩下站口的凤凰树。在废弃的轨道边,铁路工作人员王国民话更少了,从24岁到34岁,他都在这条线上工作,走过每根枕木,“白天数道钉,晚上数星星”。如今,渔洗1号隧道口被一面砖墙封了起来,再往前的轨道已拆除。王国民手抚轨道边的油桐树,说他也没见过“山果”,而且在2020年火车停运前,与铁路相依相伴的群众已陆陆续续搬走了。
新时代脱贫攻坚以来,江边乡整村搬迁了28个村小组,撤销两个村委会。除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还有水电开发移民。搬去了哪里?部分在江边乡集镇边,部分去了县城边的甘塘等地。
甘塘片区的百果村,整村搬迁自姜驿乡,以前叫白果村,村里230户人家,曾有140户是贫困户。白果村以前缺水,有的小组只有筷子粗的一股水,各家轮流去接。那时白果村人卖点东西是去镇上,若去车站还得坐船过江。54岁的村民李正春回忆,村里种过红薯,他还吃过红薯干。村里现在生活如何?以前一家四五口人一年赚不到2万块,搬迁后一人打工一年,2万块就不在话下。活好找吗?元谋是著名的蔬菜和水果之乡,用工量大,只要不懒,就有活干。其实,因为农业产业搞得好,元谋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20年在楚雄州排第一。
江边乡集镇搬迁安置点里的变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渔洗村小组的小组长李加助对比:以前土木房子多,现在都是两层楼;以前村里路烂,骑摩托都困难,现在135户有110多辆车;以前喝山泉水下雨就浑,现在自来水清亮亮的……村民看病难吗?我想起“山果”母亲的病。李加助说,去乡卫生院只要3分钟,花费报销八九成。
从渔洗村前的观景台望出去,金沙江和龙川江蜿蜒交汇,浮光跃金里,元谋县五角星造型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熠熠生辉。当年红军将士就是在这里的龙街渡浴血奋战,掩护中央红军渡过下游皎平渡,创造了“巧渡金沙江”的军事奇迹。山峦静穆,江河无言,但又仿佛能听见山乡巨变拔节生长的声响。
我最终没找到“山果”,但已深切感知到:山还是那山,果已不是那果了……

山果
(人民日报 2012.02.13 第24版 作者:黄兴蓉)
我常常抱怨日子过得不称心。我知道这么想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人朝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嘛。但是怎么算过得好?应该和谁比?我不能说不模糊。前些日子我出了一趟远门,对这个问题好像有了一点感悟。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约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地把背篓放下来,然后满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裤脚一长一短,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便使劲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着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地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束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很多核桃,但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地方,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才叫她出来卖核桃。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卖完核桃赶回来还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回到家。
“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
“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
“走出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
“刨除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
“还不够路上吃顿饭的呢!”我身边一位乘客插话说。
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的有干粮。”
那位乘客真有点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
“我已经吃过一次了,还有一包在核桃底下,爸爸要我卖完核桃再吃那些。”
“你带的什么干粮?”那位乘客追问。
“红薯面饼子。”
周围的旅客闻之一时凄然。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要晚点半小时,火车停在了半道中间。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带来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买一点。”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女孩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
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块钱一斤呢。”
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把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生着吃也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
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要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容中对我表示着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4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十元钱远远伸着手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点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来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他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大爷们!”感激的泪水纷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时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火车又开了,灿烂阳光下的这个车站很快移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心里久久回荡着这名字:山果!眼里也有泪水流出来。车上一阵混乱之后又平静了,我把敬佩的目光向那几位农民工兄弟送过去。
那个小小的沙窝站,那个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那些衣衫不整的农民工,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对人生、对社会,这些印象留给我无限的沉思,无限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