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我可以预见，自己的灵魂将永远漫步在喜洲的小路上，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灵魂的归宿。

这本书是一封情书，写给每天都在冲击和激励我的中国文化。……我希望这本书充分反映了我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深情。

——林登《寻乡中国》

学者童元方写过一本小册子《为彼此的乡愁》，书名取自爱因斯坦晚年在一本书上的题签：For Mutual Nostalgia。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无论古今中西，乡愁（Nostalgia）都是让异乡游子最为魂牵梦绕的情愫。

从上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到90年代身为外企驻华高管，再到如今扎根大理喜洲深耕“喜林苑”。林登见证了中国的巨变，而中国也滋养并重塑了他的生命，或许中国早已成为植根在他内心深处的精神故土。与狭义上单向的乡愁相比，彼此的乡愁更多了一层主体与客体间的交互渗透。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林登而言，这一浸润在异质文明中的乡愁是一种眷恋，更是一种追寻。

——记者手记

访谈现场。

宋飞：欢迎林登先生，这个地方如何？

林登：这个亭子很好，古色古香。这让我想起当年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来中国表演魔术“穿越长城”时，我曾为他拍摄过节目，当时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驻京摄影记者。

宋飞：哦，那时候我才出生不久。

林登：所以你也记得那时候的场景（笑）。

宋飞：哈哈，林登先生，其实我们之间还有一份奇缘，您在书里写到我是您家里的第六位成员，您还记得吗？

林登：我们之间还有这等缘分？！

宋飞：您看，《寻乡中国》265页有这样一段记述：“我还记得在一家中国乡村民宿，我们四人躺在床上看剧集时，水牛从窗户下面经过。每次宋飞和窗外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同时出现，总会令我们捧腹大笑。虽然在中国农村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但我们一家人始终在一起：爸爸、妈妈、沙恩、布莱斯、蒙克和宋飞，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林登：哦，原来你的名字就是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里的“宋飞”，缘分真是很奇妙！

友人赠送给林登的《马可 · 波罗行纪》。

宋飞：言归正传，和很多读者一样，我特别喜欢您身上那种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骑士精神，“骑士”本身是一个外来词，中文里有一个相近的词汇叫“行者”，意思正如您的名字——“在林海中攀登”。您自己对“行者”有着怎样的理解？

林登：就像西方的马可·波罗，中国的话就像是玄奘、孙悟空，还有徐霞客。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文学形象，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异质文明的探索和向往，并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去实现它。

宋飞：除了像徐霞客这样有冒险精神的“千古奇人”，您最喜爱的文学形象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并认为列文是作者托尔斯泰一副含蓄的自画像。能展开谈谈为什么您会对列文如此喜爱吗？

林登：在书中我引述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被割裂。列文虽出身贵族，却钟情于“乡土”，对土地始终葆有一份敬畏之心。这也体现了托尔斯泰自身的信念：耕种和爱护土地，会使人类变得更美好。就像“文化”（Culture）一词的语源（Cultus）即是耕种和栽培一样，扎根土地并在土地上劳作，这本身即含有让事物变得更加美好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列文身上体现出一种“亲近自然，回归传统”的精神，这正是我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宋飞：就像列夫能给您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触，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中国文学形象，或者个人偏爱的中国作家？

林登：我特别喜欢许多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作家，比如像是鲁迅、沈从文还有老舍。阿Q、骆驼祥子特别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都给了我很深的感触，但说实话我心里好像暂时还没有一个跟列文一样深感共鸣的文学形象。这可能与我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时间阶段有关——那时候我已过了可以将自己轻松代入文学作品的青春期。

猪八戒画像。

宋飞：书中有一段故事，因为喜洲当地乡绅董老先生慷慨的馈赠——一套绘有《西游记》故事的“烟标”，您成了猪八戒的忠实粉丝。您对您眼中这位“取经路上的小丑猪”有怎样的共情，或者说从天界沦落人间的“天蓬元帅”身上有哪一种特质打动了您？

林登：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乐观精神吧。而这种乐观精神在很多时候也感染了我——当然我并没有猪八戒那么调皮（笑）。如果尝试用一种第三者的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幸运。我来中国之后的生活就仿佛一场戏剧（drama），充满了冒险和奇遇。比如在我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我突然成为了一名演员，出演了一部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后来又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驻京摄影记者，还遇到了我一生的挚爱甄妮。这是在我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万万想不到的——中国给了我太多美好的机遇和可能性，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宋飞：汉语中有一个词叫“缘”——缘分的“缘”，或者更高阶一点叫“因缘际会”。

林登：对，我理解这个词——“缘”，选择来到中国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善缘”。

林登身着少数民族服饰在九寨沟 。1987

宋飞：当年您的老师也说过“你来中国或许是命中注定”。作为一位双脚踏入异质文明的文化交流实践者，您自己如何理解这一份“文化使者”的使命感？或者有没有一个具象化的场景，让您体认到自己身上具备像马可·波罗、利玛窦那样的特质？

林登：我觉得不同于马可·波罗、利玛窦，我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包括所有的这一切机会，更应该感谢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特别是1984年中国政府给予我的全额奖学金，我肯定不会成为一名“马可·波罗”。

要说有一个具象化的场景，那肯定是在我来到中国之后。也许就在我游历中的某个瞬间，我忽然“了悟”原来自己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并渐渐有了一份笃定的自信。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来到中国之前的林登，跟现在的林登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可·波罗如果没有来中国，他还是会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商业家和旅行家。而我如果没来中国，我的生活一定会平凡无趣得多。

非但与马可·波罗不同，与很多来中国的当代外国人也不同——他们可能本就家景优渥，选择来中国不过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或者说来到中国只是他们的一种尝试和体验——而我并非如此，中国对我而言是别无选择，倘若我在中国失败的话，我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到美国继续当一名地毯清洁工。

我的故事寓示着中国能够给世界一个新的梦想，或者说一种新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我选择了中国，我根本没有选择，是中国“领养”了我，并给了我新的生命。

翻修后的喜林苑。

宋飞：当2004年您决定重新回到中国时，最初的畅想是什么？脑海中是否已经存在一个喜林苑的雏形？

林登：是的，大约20年前，当我们最初开始筹划喜林苑项目时，我们悬想的目标就是要保留一座中国传统建筑，让它重获新生，并且让它成为我们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宋飞：具体说来，在修复“杨品相宅”以及经营喜林苑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文化方面的差异或冲突让您印象深刻？换言之，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融入这样一种异质文明的？

林登：在此之前，我踏访过许多古镇乡村，它们中有很多都保留着原始质朴的传统之美。“杨品相宅”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对文物保护与开发都有着严格的标准。从最初确定意向到修复完成，直到喜林苑开始正式运营，我们差不多花了4年时间。

我们的宗旨是与传统村落社区融为一体，并突出喜洲的在地文化生活，而非仅仅把它作为一个道具和舞台来展示。我们希望村里的邻居为喜林苑的到来感到骄傲，这些建筑是他们的祖先建造的，如果在修复过程中破坏了老建筑或者当地传统的文化风俗，我自己的良心都过不去。或许正是这份诚心感动了当地人，赢得了他们自发的支持，这在当初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

为了让喜林苑更好地融入当地，我们会组织员工和客人参加保护洱海的义务劳动。我们也会带客人和白族乡亲们一同过本主节、插秧节、绕三灵、火把节等。乡间的生活会更接近自然朴素的人情世故，所以“入乡随俗”很重要，尊重当地文化是保护和赓续传统的前提。打个比方，我觉得作为主人的村民不需要换衣服迎接外面来的客人，相反外来的客人应该换衣服进入主人家。我们不想仅仅为了迎合外来游客的需求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杨品相宅。

宋飞：其实文物的保护与传承，本就不该把它当做一种“笼中鸟”来观赏。而应该让文物“活化”，让它自由地舒展，只有合理的利用才能赋予它鲜活的生命。能不能描绘一下您自己心目中对于喜林苑的愿景？

林登：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古老的历史建筑是居民的地方感和社区感的珍贵来源，正是源于这些古老建筑的保存让社区的社会结构得以留存和延续。文物“活化”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要有一种长线思维和长远眼光。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它们本身即是一个有机体，有着自己的底蕴和风貌，因此文物“活化”的理念既要有前瞻性也要有整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喜林苑”更像是一种古老与现代文明范式的传承和联结，修复后的杨品相宅既保留了白族民居特色，也将现代文明的功能性和便利性天衣无缝地“织”入当地的整体景观。

说到愿景，我们更希望把喜林苑打造成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平台，以此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上世纪90年代我曾做过一些与国际教育相关的工作，我们以喜林苑的第二个院子“杨卓然”院为基地，为到大理进行实践调研项目的国内外学生提供住所和教室，也为对当地民俗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志愿者提供研究和调研的便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参观白族扎染和乳扇制作，并且可以尝试亲手采制沱茶。我们希望通过喜林苑这个平台，向世界传递一个可以触摸的、具体而微的中国。

林登和瑾妮与喜林苑团队合影 。（新华社记者 曹梦瑶 摄）

宋飞：作为一位从美国移植（transplant）到中国，并在中国扎根多年的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您觉得您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林登：说实话，我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商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商人——有的时候太天真、太浪漫、太理想主义。但是我身上有一点不同于其他商人，我真的是在用心用情去做事——而这正是中国这个“师父”教给我的，“师父”给了我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同时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想我能取得成功首先离不开中国（包括政府和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其次可能凭的就是我的诚心（Heart）和精神（Spirit），而非我的脑力（Brain）和智谋（Intelligence）。

宋飞：其实您所谓的Heart和Spirit，差可翻译成汉语中的“志”。顾“形”思义：志者，士之心也，心之所之之谓。中国有两句古话：“士不可以不弘毅”“有志者事竟成”。两句话连在一块儿几乎就是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志业有成的写照——就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所说：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

林登：“志”竟然有如此深的内涵——我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汉字。

宋飞：汉字的确常常蕴含着习而不察的“微言大义”。在中文世界里，汉字不止意谓某物（mean something），同时还带有某种意象（image），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符”（symbols），或言某种精神寄托。能谈一谈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吗？

林登：我相信东亚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并愿意将之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我22岁抵达中国到现在，儒家思想早已内化到我的身心结构之中。我认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务实而自由的思想，也是一种更和谐、更具有可持续性的价值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芝加哥人，我并没有为这种从西方到东方的“格式塔转换”（transformation of Gestalt）而感到不安，相反我在拥抱我所选择的新生活时获得一种解放感。“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在中国找到了乡愁，这里已成为我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故里。

上世纪80年代的林登。

宋飞：让我们再次回到《寻乡中国》，尽管在书的后半部分，您表现得越来越像是一位梭罗式的哲学家（Thoreauvian Philosopher）——这与我曾经所学的专业更为接近——但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前半部分您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旅途中写下的日记，比如记述了您在古丝绸之路上用米切纳（James A. Michener）的《波兰》（Poland）烧火取暖等那些如梦似幻的传奇故事。您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书的哪一部分特别偏爱？

林登：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这一篇章，很高兴能与读者分享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那时候我正在经历人生的转折点，是中国向我抛来幸运的“橄榄枝”，让我如愿以偿实现了我的“中国梦”。中国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些记忆碎片是我的中国故事中最具“私人性质”的部分，就像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拼图，或者说是一场和爱人酣畅淋漓的做爱的前戏，正渲染孕育着一个埋藏于心但尚未开启的终生使命。

林登与家人的明信片 。1987

宋飞：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写下这本书？

林登：我在书尾打了一个比喻，这本书就好比是一封情书，写给每天都在冲击和激励我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写作这本书和我当初创立喜林苑的初衷是一致的，我想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创造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去影响他人。既然如此，我对中国的贡献不应该只是复制已经在做的事情，而是分享一些先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把自己这些年在中国的经历写下来，目的是与世界分享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民间的（people to people）外交非常重要，我们在外面听到的一些声音或许只能代表中国的1%，那剩下的99%谁来说呢，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向外界讲述一个不同的中国故事，并为这个经常被西方误解的国家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2023年2月26日于北京长城饭店）

人民日报记者宋飞与林登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