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宋大诗人、国史编修官秦观穿越千年来到现代，看了《郴州通典》，说不定会再赋一首《踏莎行》。

历经4年编纂的《郴州通典》，近日宣告问世，这是湖南市州首部大型历史文献典籍。

《郴州通典》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郴州的“四库全书”，收录215种文献，编为186册，约1亿字，汇辑现今存世的自唐代至清末郴州范围内各类文献典籍，是迄今为止全面反映郴州历史文献著作的集成大观。

▲《郴州通典》出版发行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爱郴州）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说，从整个中西部地市层面来看，具备这种文献规模的出版项目并不多见。

那么，郴州为什么要修典？

首先是于历史，“立存”所要。郴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湖湘、中原、岭南文化在这里交汇，儒家、释家、道家文化在这里传衍。

深厚的文化积淀，哺育出璀璨的往哲先贤，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但时移世易，因风化、虫蛀、漫漶等自然侵蚀以及兵变、焚禁、损毁等人为因素，加之郴人短于“立言”“立存”，郴州文献典籍“垂垂老矣”，散佚严重，亟需系统整理和综合保护。

其次是于现实，“彰文”所需。文化是引领地方发展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修一部通典，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于郴州，能延续千年文脉，留存城市的“根”和“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郴州人而言，能更好地了解郴州的历史和文化。

可以说，修的是文脉传承，典的是文化自信。

2020年初，郴州启动编纂工作。郴州市原副市长、市文史研究会会长雷晓达任总纂，曹知法、马治平、吴兴和曾广高任副总纂。

《郴州通典》选择“通典”二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编纂者们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最终，确定能收录入《郴州通典》的内容范围为：郴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郴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郴州版丛书，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部分延续至民国)。

“编纂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有‘四难’，底本收集难、甄别取舍难、史料考证难和训诂点校难。”雷晓达告诉观潮君。

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郴州古籍散佚严重。唐前郴邑著述更为罕见，郴州市内现留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少之又少。现存古籍要么“有目无书”，要么“有书无目”。

雷晓达介绍，整部通典共收录215种古籍文献，在郴州本地发现并留存的仅有3种。

底本搜集的难度，可想而知。

雷晓达举例，《小谷山房杂记》《桂考》的作者张光裕，因其仕宦不显，地方志失载，经苦苦搜寻，最后是从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张氏家谱》中寻得线索。

而像这样花费巨大时间、精力、成本才找到文献的例子比比皆是。

文献搜集千辛万苦，如何甄选“宝贝”，又是一难。

很多文献往往版本不一，特别是受朝代更替、战乱等因素，其真伪和价值更需考证。

编纂者们确定的甄选原则是，“年代最早、内容最全、价值最高、品相最优”。

但这也意味着，编纂工程量很大。

▲《郴州通典》收录215种文献。

“甄别也好，考证也罢，点校也好，没有捷径可走，惟有读懂读透。”曹知法说，在编纂过程中，需要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地深入研究。

比如，在甄别收录清代萧洪治所著《罗经解芟讹》时，曹知法最初看到的题目为《罗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