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人文社科核心学术期刊《现代传播》《西藏研究》先后发表了西藏民族大学有关邸报在西藏传播的学术论文。该研究表明，早在清雍正二年（1724年），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报纸——邸报，即开始在西藏传播。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邸报在边疆传播研究领域的空白，为中央有效治藏提供了新的证据，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创新领域。

据介绍，邸报作为公开传布朝廷政令和动态信息的官方媒介，“可收行政统一之效”，是贯彻官方意志形态的工具，也是清代官员、学者参与政治、了解时事的重要途径。邸报在内地行省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在边疆地区传播研究极为匮乏，这与清朝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下实现的治理成就不相称。分析原因，这与清代邸报涉及边疆地区资料的罕见、稀缺相关，也与西藏没有设置驻京提塘具有一定关系。

西藏民族大学袁爱中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努力搜集各方面资料，查遍《清实录》、驻藏大臣奏牍和日记、西藏地方志、《申报》全录京报、《邸报》影印版等满汉问题档案资料，首次获取了邸报在西藏传播的众多直接证据，形成《清代邸报与边疆治理:基于满汉文档案史料的考察》、《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与中央政府治藏互动关系考察》等研究成果。

研究发现，最早成书的西藏地方志《藏纪概》，记录了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过程，该书在“卷之初”有《录邸抄所载圣祖论地理水源文》一文。文章认为，目前发现邸报到达西藏的确切时间是雍正二年（1724年）。这一证据源于松潘总兵官周瑛呈递给雍正的奏折中“臣于西藏接阅邸抄”的表述。当时周瑛镇守在西藏扎察木多（即昌都），防备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这说明至迟在1724年，邸报就已经传播到了西藏，之后在西藏保持着连续、稳定的发行与传播。

研究表明，清代邸报始终没有缺席西藏重大历史事件现场。清廷用兵西藏平定叛乱的文治武功是涉藏邸报的重要内容；邸报不仅记录了平准战争、平定罗卜藏丹津、阿尔布巴叛乱、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以及抗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英军侵藏战争等重大事件，还记录中央驻藏官员、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的任免奖惩、西藏宗教事务、外交事务等内容，清代邸报发布的官方信息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政治、军事、宗教和外交等方面的主导权、话语权。

研究提出，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同时服务于边疆治理需要。邸报在西藏的出现与清代中央政府用兵西藏平叛有直接关系，平叛促使中央政府与在藏官员信息沟通需求猛增，也促使边疆治理政策不断出台、不断调整；雍正时期设立的驻藏大臣制度，对邸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驻藏大臣不仅掌控了西藏“具折奏事重务”，同时也掌握了西藏驿站管理大权；邸报形成了以驻藏大臣为中心沟通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其他行省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传播网络；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行政力量、政治权力延伸到边疆的重要方式，维系了清朝权力体系在边疆运转，对治边稳藏发挥了重要作用。邸报的连续传播增进了驻藏官员对于国内外政事的了解，也引发了国人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和了解，有助于促进国人国家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邸报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成为许多边疆史地著作的史料来源，发挥了贯通古今治边稳藏的现实作用。

分析清代邸报中有关西藏的内容构成，没有超出宫门抄、谕旨、奏折范围，邸报中有关西藏的内容与其他边疆区域与行省并置，并不存在专门为西藏发行的邸报，这体现了边疆地区与行省区域邸报一体编辑特点；在没有设置提塘的情况下，清代邸报依然能够在西藏进行长距离、跨区域、高成本的有效传播，与中央的支持和行省支撑紧密相关，其中四川驻京提塘以及川藏交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藏民族大学有关邸报在西藏传播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多位学者、专家的一致肯定。新闻传播学专家陈力丹认为，邸报在西藏传播的研究“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论文具有弥补邸报研究空白作用；也有学者提出邸报在西藏与内地一体化传播的史实，对于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研究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创新领域”。

该项研究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网站多家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