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学者、文艺评论家王晓明教授荣休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活动中，王晓明以《如何“幼稚”，怎样“大学”》为题发表演讲，剖析当前社会特征与大学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道。

王晓明认为，越是AI时代，越是学生们习惯于依靠AI来阅读、思考和写作，教师的角色也越重要。大学教育要帮助所有学生接触和掌握优异的文化资源，更要扭转人的心智结构的“小器化”趋势，推动年轻人养成读书和关注社会现象的习惯，使他们不断提高理解文字等抽象符号的兴趣和能力，能够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自己所处的团体、学校、国家、社会和世界，并据此规划个人的生命意义和目标。

学者、文艺评论家王晓明教授荣休仪式现场。主办方供图

“从1982年9月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2025年7月从上海大学文学院退休，我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43年。”王晓明感慨。

王晓明从个人经历分析了1980年代的风气对青年人的影响，并由此谈起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改变现实并不一定要以手握巨资或者手握重兵为前提。我们是因为有了文化而成为‘人’的。这个文化的核心，正在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

从文化研究出发，王晓明关注到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与大学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AI的大规模应用展开得最快的地方之一，无数人因此享受到新的生活便利，但也会形成新的社会痛苦和社会风险。痛苦和风险的内容之一，就是让人不知道以后怎么通过学习来谋生。而我们的大学也因此面临危机。

在他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最需要检讨的地方，在于“做题式的知识学习”：“当‘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开始流行、‘衡水模式’风行一时的时候，我们也许还可以这么安慰自己：这是为了高考的公平而不得不付的代价，孩子们进了大学，就不会再这样了。可这些年来，大学生的知识学习，甚至大学里的整个知识生活，也越来越普遍地‘做题’化了：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每天给学生排满课程，学生们几乎没有自由读书思考的时间；几乎所有考评都是打分数，而且分数的算法越来越精细复杂；学习应该是有多种目的和意义的，我们现在却把获得标准答案搞成了学习的第一目标；不但用半个多世纪不变的‘学科’来规范每天都在变化的知识形态，也日益习惯于将学术研究理解为如期上交对一个下发的‘科研课题’的回答……”

王晓明认为，这种“做题式的知识学习”付出的代价，是对未知领域的兴趣，不随大流、独辟蹊径的愿望，挑战公论的勇气，求真求善的热忱，开拓和创造新方向的激情……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越是出色的“做题家”，可取代性越大，越可能被机器夺走饭碗。

大学面临的另一重挑战，是人的心智结构的“小器化”——它让我们只关注此刻，不在意未来和过去；只看见鼻子底下这一小块地方，不在意别处和远方；只看重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不懂无形的东西；只知道竞争和博弈，看不见其他的人-人和人-物关系。“小器化”也让我们持续关注某个对象的能力很弱，文字阅读能力很弱，抽象或理论的思维能力、对于事物作整体理解的能力也越来越弱。这三种基本认知能力的弱化与前述五种心智表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会让人难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

在王晓明看来，大学生活的第一内容，就是通过知识学习、教学相长、学术研究，提高人的精神能力，为人往“大器”的方向走准备知识和精神的基础，正是截住“小器化”的合适地方。他提出：“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的条件下，大学再怎么灵活转向，高级职业培训班这条路也只会越走越窄。一旦大学放弃了帮助所有学生接触和掌握优异的文化资源这个教育的第一理想，也就意味着大学彻底取消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