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的举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从大量数据的披露，到各类案例的涌现，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一体化发展给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带来的积极变化。

这些变化中，哪些最值得关注？近年来“杭州六小龙”“广德三件套”等发展新现象与长三角一体化有关系吗？还有哪些难题在制约这片区域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大江东工作室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忠伟，共同就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观察嘉宾】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忠伟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张忠伟：这几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了三个关键词上：压舱石、动力源、试验田。

压舱石，意味着要能挑大梁，能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长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18年的24.2%上升至2025年的24.9%。占比持续上升，体现出长三角经济增长在引领带动全国发展，这就是“压舱石”应该起到的作用。

动力源，也就是“引擎”。长三角的“引擎”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科技创新策源和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上。目前，长三角几大先导产业发展迅速，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国占比五分之三，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全国占比三分之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全国占比三分之一，新能源汽车总产量全国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此外，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的40%，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的48%。这些都体现了长三角的动力源作用。

试验田，最具代表性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区累计已经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61项制度创新经验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特别是“规划一张图、环保一把尺、市场一体化、项目一个库”等制度经验，在全国多地进行了推广，对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长三角的常住人口在持续增长，2025年，三省一市常住人口总量是2.37亿，2018年是2.25亿，七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1250多万人，这背后反映的就是长三角这个区域的活力和吸引力。

张忠伟：有必然相关性。

就拿“广德三件套”来说。广德是安徽的一座县城，过去没有太大的名气。2024年底沪苏湖高铁开通，上海到广德的时间从过去开车3小时左右缩短到坐高铁1个多小时，上海与安徽正在合力打造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也扩大了广德在上海的知名度，加上长三角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个县城一下就成为了“网红”。

随着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人员往来进一步畅通，可以想见，会有越来越多的“广德”出现。

科创领域方面，长三角厚实的科教资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是上海、杭州等地科创明星企业不断涌现的基础。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杭州的数字经济，彼此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赋能、相互促进。人才、资金、产业链、生态圈，随着这些必备条件的厚度越来越高，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四小龙”“六小龙”。

这些现象背后，是“四个统筹”：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这既是方法指引，也是实践路径。

张军：新兴产业刚布局时，各地都会很关心资源、人才、企业流向，竞争激烈，并不奇怪，新能源汽车当年也是这样，大家都想上。

但要动态地看。一个行业早期，地方政府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积极，甚至有保护本地资源的冲动。等行业进入正常发展阶段，赛道拥挤，内卷出现，地方政府会发现这反而是负担。市场会慢慢筛选，地方也会逐渐接受产业分工。

所以，竞争本身不是问题。长三角的活力，本来就来自城市之间的竞争。关键是不要把早期抢资源的行为固化成长期壁垒。真正有效的竞争，是各地在市场选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所有城市都重复布局同样的赛道。

张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工程师周末到苏南乡镇企业去，实际上已经在推动区域产业联系。长三角可以说是天然的一体化区域。

中国整体上已经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这在欧盟、美国、印度，很难做到。但市场高度流动之后，行政边界仍然会在一些地方影响效率。长三角一体化要解决的，是进一步减少行政边界对市场效率的影响，是把地方政府因为财政、考核、属地责任形成的保护性行为进一步消解掉。

从示范区的实践看，这些年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断头路、跨界水治理、政务跨省通办等等，背后其实都是“权、责、利”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断头路？因为一个地方不愿意花钱把路修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己出钱，收益却可能被别人分享。太湖治理也是一样，水是流动的，大家共享，但治理成本谁来承担？上海孵化的企业到江苏建厂，税收怎么分享，地方一开始不一定想得通。

所以，一体化越往深处走，就是进一步把“权、责、利”界定清楚。谁投入、谁受益、谁负责，要形成可协商、可执行的规则。前期这些机制已经有不少探索。再往后，经济层面容易做的事会越来越少，更多会转向同城化、公共服务和民生层面的衔接。

张忠伟：从2018年至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这几个字没有变，但内涵和要求在不断升级。

对于外部而言，如今的长三角有了新的使命，就是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如何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赛中占据有利位置。

对于内部来说，还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如何避免“内卷式”招商，如何推动更多标准和规则的统一等。

目前，三省一市在很多领域都有了很好探索，比如政务服务跨省“一网通办”，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据共享等。面向未来，还需放量，把很多已有的“从0到1”的一体化探索，向更大范围拓展，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畅通要素流动。

张军：如果只是从经济一体化看，长三角已经是中国最成熟的区域之一。它更应该做的，是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探路。

比如基础研究。全球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来源非常多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剑桥、哈佛这些地方，教师和研究人员都不是单一来源。基础研究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传统的人才碰撞。

长三角有很好的实验室条件、产业条件和支付能力，为什么不能率先把全球科研人才真正吸引过来、留下来？这不是简单请几个外国专家，而是要解决他们能不能长期工作生活的问题。家庭、医疗、保险、子女教育，都要衔接上。

我们常说制度型开放，说到底，就是你的制度能不能让外国人愿意来、待得下。长三角下一步最有价值的探索，是率先形成一种能吸引全球人才、支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制度环境。

张忠伟：首先在机制上，上海要更好发挥带动作用。比如，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等都常设在上海，上海要在机制上牵好头，确保这些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发挥好作用。

再者在要素投入上，上海也要牵头。比如，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地方出资里，上海占比最高，起到了引领性作用。沪苏嘉城际铁路，沪苏浙共投资约940亿元，上海段叫示范区线，投资约433亿元，占比最大。这也是上海积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体现。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开展前瞻性研究的能力。前瞻性研究就是必须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对未来有判断。这既包括发展规律问题，也包括治理能力问题。比如沪苏嘉城际铁路，投资方不同，未来的运营方如果也不同，如何有效管理，需要可行的一体化运营方案，那上海就责无旁贷，要实打实牵头拿出方案，供多方研究判断，直至达成共识。

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龙头”作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谋划整个长三角的整体发展，或者重点领域的治理能力提升，都需要有人率先牵头、率先思考，再明确责任分工去协同推进。

“龙头”作用的发挥，是久久为功的一件事，既考验眼光和能力，也考验责任和担当，上海重任在肩。

出品：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大江东工作室

监制：吴焰

审校：曹玲娟

采写：巨云鹏 季觉苏

海报：钱尤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