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时间/

2023年8月18日

/口述地点/

宝安区新桥街道万景楼

/本期采写/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小娟

/本版图片/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安邦 陈文韬 傅葩

人物简介 潘强恩，194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曾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全国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81年底始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提出“共有制理论”，自创“万丰模式”。现退休在家，有著作《社会主义共有制论》《中国现代史演义》，长篇小说《新桃园梦》《浴血青山》等。

口述者说

如果从1976年算起，到2005年退休，我在万丰当了30年“村官”，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有些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经历的大逃港潮，逼着我们发展经济寻找出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和我的伙伴们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把一个贫困落后的万丰村打造成闻名于世的“中国十大名村”之一。

我深爱着我的家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家乡土地和人民。从1976年11月我当选了“村官”到2005年从位子上退下来，这30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而这探索的过程，也是我在万丰村创业的历程。

刮起“外逃风”贫富悬殊引发逃港潮

万丰是典型的单姓村，本村人99%以上都姓潘。村名原为邓家蓢，后改为万家蓢。合作化时期又改为“万丰村”，意喻“年年丰收，永世兴旺”。万丰村是个大家族，老祖先从南宋末年迁徙过来。我们以村为依托，往外发展开拓。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万丰村跟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是个穷村，村民纷纷逃往邻岸的香港。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逃港潮期间，万丰村是浪潮中的典型部分。

1977年夏天，宝安县刮起外逃风。正逢香港大规模地发展经济，开办了许多工厂，需要大量劳工。由于在香港很容易找到工作，邻近香港的宝安、东莞地区，青壮劳力纷纷外逃。沙井许多村，特别是蚝业村和东风村，他们有船只，可以通过出海作业很方便就逃到香港。只要能逃到香港，港英当局就发给他们身份证。由于万丰长期以来与沙井有联姻关系，彼此是亲戚，在他们外逃时，也把这些亲戚带上了。这样，在万丰大队也掀起了一个外逃高潮。

说实在的，香港的诱惑实在太大，当时香港的水泥工，一天就可以拿到上百港币的工资，缝衣工可以拿到七十多港币的工资，而我们生产队一天只有一块多，折合港币也才三元左右，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说到大逃港，在1961年时因为日子艰难，万丰村有32人逃港。究其根本，逃港的原因都是因为贫困。当时在单一集体经营体制下，集体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公社的管理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被控制在各个生产队之中，剩余劳动力被捆绑在集体耕作的土地上，非农经济缺乏发展空间，因此，难以摆脱贫困落后状态。

一般年景，万丰村人均分配（年）100-150元左右，每日工分值大概0.5-1元。1977年，万丰大队总收入不到63万元，除去生产成本，社员人均151元。这一年，万丰村遭受洪水洗劫，水退下后必须用盐洗井，可是2000人的万丰村竟连买盐的15块钱都拿不出来，只好向各户硬性摊派。1978年，算得上风调雨顺，是万丰村历史上最好的年景，全村总收入也只有64万多元。其实，这个条件已经比那些更贫困的村落好一些了。我总是想，我们为什么总富不起来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解放生产力让万丰村的“水位”跟得上香港

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4000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记得那个时候，内地经济同香港差距巨大。干同一份工作，在内地的收入仅为香港打工者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大量老百姓逃到香港，他们只是试图获得更好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后定名为“经济特区”。

于是，万丰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春，万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了压抑的生产力，不到两三年村内就出现了300家“万元户”、“专业户”，温饱问题得以解决。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我看到的是万丰村正逢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万丰村结束了农业生产的历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

1992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理论研讨会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深圳市宝安县因此有了优惠政策，允许深圳特区居民和沿海农村居民用农产品搞小额贸易。万丰村由于沙井沿海关系允许搞小额贸易。大队派我们去香港购买运输船只，价钱10万元，用于小额贸易。于是，我在香港见到了万丰村的“移民”。这些当年的公社社员有的在当打工仔，有的当了工头，有的攒下一些钱当了小老板。我问他们的收入，打工仔说一天有七八十港币，工头说每月六七千港元，而小老板则含蓄地说：“不多，一个月万把块钱吧。”

我对他们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有好政策，回万丰去吧！”没人动容，因为他们知道，当时万丰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的收入是1.5元人民币。我当“村官”之前是村里的医生，想在香港谋生并不难。我的医生朋友还反过来劝我：“人往高处走，你何不留港？凭你的本事，我保证你每月能挣四五千港元，不过几年就变成了富翁！”可我认为家乡的发展很有潜力，我说要回去，下定决心回去把万丰经济搞起来。

万丰水库源起凤凰山，虽然建起了一米多高的水坝，涨潮时水还是会溢出来。我很受启发，这里的“水位”，也与生产力一样，指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要解决逃港问题就要从经济根本入手，让万丰村的“水位”跟得上香港。

逼出来的出路探索走出“万丰模式”新路

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快落实后，深圳特区城市建设进入了规划施工阶段，引进外资成为头等工作。我1981年底当上党支部书记，上任后我敏锐地注意到，香港制造业的北移对靠天吃饭的万丰村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正值香港经济转型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借内陆开放之机，向沿海地区转移。像万丰村这样地理位置优越的村庄，正是港商选择的最佳地点。

可当时万丰村要发展企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最大的优势是土地资源，只有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才是唯一的发展出路。我们专程去学

习蛇口招商局推行工业进村，我的思路是要把分下去的土地重新收回来统一规划，再招商引资“筑巢引凤”。

就在1982年3月，万丰大队引进了第一家港资加工厂，并在宝安县工商局注册，这个工厂的名称叫“顺利丝胶花厂”，生产加工塑料花和丝花，一下子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

万丰丝花厂。

当时我看准了这条路，决定办更多的工厂，引进更多的外资，安排更多的村民就业。尝到了甜头后，万丰村开始主动出击香港工商界。经过多方了解，选择了颇有知名度的香港彩星集团作为谈判公司。于是我穿上西装，来到香港找资本家。在香港尖东一座豪华的写字楼里，我对面坐着拥有6亿资产的香港彩星集团主席。他发问：“你们万丰集团有多少资产？”当时的万丰集团实际价值大概600万元，但我底气十足回答：“一个亿！”对方点了点头，说：“我不管你们实际价值有多少，但我有一个条件，要在半年内建成两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能不能办到？”虽然心里挺没底，但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厂方答应投资5000万元，要求万丰村提供最基本的物业——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以及1600人居住的职工宿舍及“四通”等。万丰村干部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起码需要700万元资金。这对于初办工业的村庄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而这条被逼出来的路，让万丰村蹚出了一条深刻变革的新路。

率先“吃螃蟹”乘改革开放春风推行工业进村

1984年，万丰人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全国农村率先引入股份制，组建了万丰（集团）股份公司。每位村民出资5000元入股，股份公司大建厂房吸引外资，厂租收成再分给村民，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农村股份制改革。村民人人都是股民，一方面参加工作领取工资，另一方面又按股份分红。

1980年引进港万丰公司。

彩星项目最终是万丰村干部用股份制办法在村民中集资2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建起了第一幢大型标准厂房，并通过银行贷款和其他集资方式陆续完成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6个月后，我们如期交付验收，就这样从香港首次请进了大型工业项目。自此，万丰进入了工业进村最繁荣的时期。

回想起来，我们先分田到户，再搞乡镇企业，通过重新征用工业用地，把征用的土地折价入股，变成了企业的股份。让农民人人都成了股东，在村里搞全民持股，使集体分配有了个人土地股的红利，进而进行股份合作制的试验。这样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免除了“大锅饭”的弊端，也抑制了两极分化。万丰人的收入和集体积累，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

从那时起，万丰前进的步伐，如同刹不住的车轮。鼎盛时期的万丰，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齐名，号称“南国第一村”。香港亚洲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播放《万丰啥都有》的专题片，讲述万丰欣欣向荣新变化。而前些年到香港定居的万丰人，他们说：“早知家乡会搞得这样好,当初就不偷渡去香港了。”

记者手记

担子重千斤全凭度势明

万丰村的迅速发展，跟潘强恩密不可分。约见时电话那头声音亲和，记者终于见到这个名声在外的人物。适逢大雨，风雨中的万景楼透着萧萧静气，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很是慈祥。

虽近八十岁，但潘强恩头脑清晰，桩桩往事用一笔笔数据印在脑海里。他不紧不慢徐徐展开的万丰回忆录，脸上保持着若隐若现的微笑。那笑意就像是长在脸上，难怪有人说他像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只要提到万丰，潘强恩眼里总透出光彩和骄傲。讲述回忆轻描淡写，过程却是几波几折，想必只有亲历者才知其中的惊心动魄。

一场逃港潮，逼出来一条“万丰模式”新路子。当年他从“赤脚医生”到“村官”，当初也面临仕或商的抉择。每一次选择，既有基于察时与观势的格局眼光，也有源于责任与担当的负重前行。潘强恩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当官为众生，担子重千斤，教训知多少，全凭度势明。”

既是实干家，也是理论家。他的语言表达鲜活，不乏勃勃生机，拙与精很巧妙融合。在潘强恩的身上，有一股农民的本真淳朴，夹杂儒生的书卷气，更颇有豪情万丈的侠义江湖气。既可亲近又不怒自威，也许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有多面，“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编辑 王雨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