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组织形式和机构属性上看,智库既可以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研究机构(官方智库),也可以是不具有政府背景或具有准政府背景的私营研究机构(民间智库);既可以是营利性研究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机构。现代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泉源,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随着智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建设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受到中央高度重视。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把智库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之一;2014年10月和11月,中共中央深改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于2014年底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形式下发;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启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决策咨询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于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截止到2020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已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了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初步建立了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①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②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③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④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⑤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⑥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⑦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⑧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强化科技战略咨询”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进行了部署。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旨在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科技战略咨询是科技创新体系这个系统工程的关键一环,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智库的本质是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核心功能是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理论界对智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欧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思考和研究智库时,对智库机构如何与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互动的许多观察,深深根植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包括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等。其中,精英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权力集中于相对少数和富有的、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利益的群体手中,智库被认为是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影响公共政策的精英机构,以财富、知识和权力之间强大和交叠的关系为精英阶层代言;多元主义理论认为,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广义的政策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探索面临着相似的困难,智库仅仅代表了广义的政策机构群体中的一种;国家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往往能够自主地制定目标,并且不顾来自国内外行动者的阻力而实现既定目标,智库可以通过接近高层决策者而影响决策。这些智库理论均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存在着分歧。
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国家”是一种实现某种历史职能的统治(治理)工具,这种工具外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社会关系之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动态制度机构整体,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阶级性等特征。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体制和知识生产体制不同,智库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定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我国的政策制定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共识为基础、以行政为主导、以理性化为基本要求,智库以公共政策研究为基础,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现代决策体制来看,决策由决策执行体系和支持体系两部分组成。前者以权力为基础,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后者则以科学为基础,追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这就要求从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认识智库系统的“中国特色”,进而科学推进智库建设的“中国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智库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后,各地各部门也随之出台了一系列落实举措,我国各类智库建设和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批科技智库快速崛起,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及上海科学研究所、华夏智慧库等。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科技智库体系。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有前瞻性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这为科技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重要机遇。
我国智库研究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问题,又要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全球问题,对全球问题要有系统把握和发言权,处理好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自身发展权益的关系,找好平衡点和契合点。研究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创造和分享实现可持续发展机遇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并提出体现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机制和规则的评价准则和实施方案。对此,我国智库已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智库间的协调与合作,加速推进智库发展。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对策建议
当前,在国际秩序急速转变、新技术颠覆性发展、全球治理模式加快变革的新时代,新型智库要在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定位、机制和模式等方面全面创新,为此,在全球视野下,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关键要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站在时代前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采用新方法,加强前瞻性研究,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充分体现智库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高智、先智、远智、创智”。
强化科学有效管理,建立现代智库运行机制
中国智库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根据各类智库不同的发展模式,建立完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形成高效、有序的内部治理机制。建议赋予各类智库机构更多的改革自主权,鼓励智库机构制定以智库人才为中心的经费使用、成果评价、人事考核等管理制度,实现以研究项目负责制为重点的考核激励机制,以及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扁平化管理方式。当前,大多高校智库是依附于高校的二级研究机构,而不是独立法人,内部管理上面临人员评聘、经费使用等多方面限制。建议在政策许可范围内,高校智库能以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的形式独立注册成法人。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参考鼓励体制内科技人员停薪留职出去创业的政策,鼓励社会影响力较高的体制内智库人才,创办各类专业化社会智库。
突出专业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智库品牌
不同类型智库要把握自身特色,发挥优势,精准有效地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比如,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为主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必须突出强项长板,发挥理论创新引领的优势,利用特色学科优势打造专业智库品牌;以应用研究为主、面向区域政策咨询市场的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必须更多体现其“小而精”的专业研究特色,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又如,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全国有几百家智库都在研究,但不同智库应按照专业、地域、领域等不断细分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智库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别的智库要深耕各自的专业领域,结合社会需求和自身资源特点,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智库品牌。
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向决策咨询转化的效率。
一是要建立和保持通畅的“智政通道”,降低智力成果参与决策的成本。二是要形成和打造多渠道的成果发布机制,加强成果宣传和对政策影响的跟踪评估。
有针对性的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升智库核心能力
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吸纳各种学科和实践背景的研究者,乃至各国研究者,以实现人才国际化、多元化。要着眼长远发展研究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避免急功近利式的“人才争夺战”。兰德公司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 1970 年,兰德就成立了帕迪兰德研究生院,其成为世界“政策分析”专业博士学位的主要授予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由多名项目负责人共同担任导师;除正规课程以外,还要求博士生必须完成规定天数的政策项目实习任务,接触兰德公司的各个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各类客户,通过“干中学”积累实战经验。建议党政类智库机构与高校联合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专门培养智库后备人才;增设高校研究员职称系列,鼓励高校教师做智库研究;实行智库机构人员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旋转门”机制制度化,实现行政级别与研究员职称之间的相互套用等。
充分运用新技术赋能智库研究,提高成果质量和影响力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和 5G 的发展已处于世界前沿,中国智库利用新技术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充分借助新媒体、新科技、社交网络与“云”的影响。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智库以更加虚拟、实时与互动的形式存在,不能低估信息化力量对智库从形态到内容的改造。中国智库应当紧跟和适应这些变化,而不是被互联网时代时代抛在后面。高校智库、科技智库、军队智库和企业智库数量众多,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可依托其雄厚的科技研究能力,以及强大的财力、人力,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库研究上率先做出表率。党政智库、社科类智库可通过与高校智库、科技智库等合作发展,加快利用新技术强化专业数据库建设,全面提升政策咨询研究能力水平。中国智库的现代化建设一定是融合在其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地设置国际性议题、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力,主动在国际舆论上发声。其重点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利用新媒体手段,更好地与各类国际组织联系,建立各种交流合作平台;充分利用好中国几百万留学人员和留居海外的华侨,对接国际话语体系,从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发展面临问题的高度去推进交流合作。
积极营造智库发展环境,发挥智库客观、独立的决策咨询和服务功能
第一、各级政府应全面提高对智库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各级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在对于全局性问题和公共政策相关方的利益考量时,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在决策的信息来源、思想来源和事实来源方面,积极听取智库建言;将智库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参考体系,大幅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尽可能地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要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智库,听取智库建言。做到“兼听则明”,而不是用资金或时间等条件限制智库研究。
第三、要重视与不同类型的智库专家建立经常性联系。公共政策变迁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官员经常性地与来自不同机构类型的智库学者进行沟通、保持联系。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坚持强化“四个自信”,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要做到旗帜鲜明,彰显“四个自信”,坚守国家利益,重点关注全球性、区域性议题,要着眼全球大势,为国家战略决策咨政建言。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实施“一盘棋”布局,有效发挥新型智库国际研究主场性作用。智库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智库的现代化建设一定是融合在其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地设置国际性议题、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力,主动在国际舆论上发声,推动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研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智库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从不同学科专业阐述具有国际价值的中国方案。新型智库国际研究必须着力参与全球性议题研究并开展对话,常态性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方案。
(作者:白克俭 华夏智慧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