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俞雅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1期

自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兴起以来，大众传媒领域女性主体性的缺席与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效应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关注的主题。新闻业中的女性角色成为女性争取机会、掌握权力从而最终实现两性平等的关键。“新闻行业中的女性边缘化”日渐成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关注和探索的核心关切，同时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解放实践，由此也推动新闻传媒机构通过雇佣更多的女性从业者和培养更多的女性高管来推动性别平等。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相继开展国际调研，监测全球新闻业如何应对历史悠久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发表了一批聚焦女性职业发展的行业报告。

2023年3月，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值国际妇女节之际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各国新闻机构的女性领导者仍大幅少于男性，新近任命的38名媒体高管和高级编辑中仅不到三分之一为女性，并再次呼吁全球媒体行业关注这一问题。然而，这一被西方新闻业看作实现两性平等的主流范式在学术领域却颇具争议，部分学者质疑这一完全从量化思维出发的“提升女性代表性”的策略是否能真正解决新闻报道中的性别不平等，甚至批评其是一条失败的解决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聚焦“新闻业性别构成”议题下的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以五大国际性调研项目切入，梳理与总结当今各国新闻机构中女性从业者的角色和作用，从历史角度回溯“女性新闻人”的长期边缘化以及诉诸“提升女性代表性”推动性别平等的研究缘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批判性研究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带有鲜明自由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案的适用性。

现状分析：新闻业的女性职业发展

综观近年来聚焦于新闻媒体行业中女性工作状况的国际性调研，最具行业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五大报告”分别由学术机构、国际性行业组织和基金会等民间机构发布。研究成果虽从不同维度切入调查各国新闻业的性别构成，但都印证了女性所扮演的“边缘”角色及其所处的“弱势”地位。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全球媒体机构的女性领导力调研》自2020年开始每年发布，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别与区域，以亚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的12个国家与地区作为样本，聚焦每个市场中最受欢迎的20家媒体机构——其中包括10家传统媒体以及10家数字新闻机构——的领导层性别分析。自第一份报告发布至今，女性在全球媒介机构领导层一直扮演着“少数派”角色，仅占总体数量的约五分之一，远低于新闻行业整体女记者的比例（40%），且随着年份变化未呈现出提高性别平等水平的明显趋势（21%-23%）。从不同区域的横向对比来看，媒介机构领导者的性别构成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以最新的数据为例，2023年墨西哥最受欢迎的20家媒介机构领导层中女性仅占5%，而这一数字在美国、芬兰、英国均超过了30%。但若将这一数据与更广泛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状况做进一步联系后会发现，社会总体性别平等程度更高，并不意味着在该国家或地区会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高管或高级编辑的职位。换言之，新闻传媒业显然已经形成了一套内生的、决定领导层性别构成的行业逻辑与职业晋升规则。尽管该系列报告通过历年数据对比，呈现出了传媒机构女性领导力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但受限于较短的发布周期和有限的对象选择，仍然难以展现更为广阔的全球图景。

相比之下，由国际性行业组织主导的两个调研项目涉及的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由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IWMF）发布的《全球新闻媒体的女性职业地位调研报告》涉及了全球近60个国家的500多家传媒公司，发现73%的高层管理人员为男性。从区域对比来看，亚洲与大洋洲媒体机构的性别构成最为悬殊，女性在高级管理层仅占13%，但同时也存在女性人数在决策层占据主导地位的个别国家。例如，在南非，传媒行业高级管理层中近八成为女性领导者。

由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MMP）主导的《谁生产新闻》则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多种媒介类型中不同工作岗位的性别构成。尽管整体来看新闻工作者的性别比例比20年前变得更为均衡，但女性媒体从业人员增多主要归因于主持人与播音员岗位的突破性进展。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后，新闻报道日益变得“情感化”甚至于“亲密化”，女性逐渐被看作是这类职业的合适人选。然而这种职业模式往往要求一名年轻的、容貌姣好的女性搭配一名较为年长的、气质严肃的男性。当女性主播负责叙述更有人情味的“软新闻”时，男性主播则通常以更具权威性的声音向观众提供重要的头条新闻。与之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记者的议题分配中，社会、健康、艺术、名人相关报道的男女记者数量更为接近，而报道政治类和暴力犯罪类议题的记者性别差距则较为明显。此种性别化的实践并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赋权而改变，最新报告数据显示，新媒体机构中的政治新闻报道记者性别差距甚至比报纸等传统媒体更大。

与前文所提及的调研相比，盖茨基金会委托完成的《新闻中缺失的女性视角》系列报告并未拘泥于新闻生产的单一视角，而是锚定了从业者和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组织资源）、女性作为新闻专业知识的来源（新闻采集）、以女性为主角的新闻报道（新闻内容）以及性别平等问题的相关报道（新闻议题）四个关键指标，更为系统性地探讨了女性群体在新闻产业中的边缘化状态。该报告发现，相比于其他方面而言，全球媒体机构已然在新闻生产者性别构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四个指标当中的性别比例最为均衡的一个。其他指标则不容乐观，报告发现女性很少以专家身份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在英国，男性专家被引用的频率是女性专家的2倍；在南非和美国是3倍；在肯尼亚是4倍；在尼日利亚是5倍；在印度则高达6倍。以女性作为主角的新闻报道比例与之类似，远未实现性别代表性的均衡。在新闻议题方面，性别平等议题在各国新闻业均未受到足够重视，仅占总体新闻报道的不到1%。

与上述报告略有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发布的《传媒企业中的女性领导力》调研报告在对象选择上并未单纯着眼于新闻媒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公司”中的电信、出版与印刷、娱乐与广告等三类“泛传播”产业机构，并就高管与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比例这一问题从2001年开始连续三年发布年度报告。尽管报告中的数据已稍显过时，但研究者罕见地关注到了女性领导者数量与“女性友好型”内部福利制度之间的关联，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当传媒企业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高管职位，也更倾向于制定适合女性需求的人事管理政策，尤其是在产假制度上。例如，仅不到十分之一的电信类企业为“新手父亲”提供陪产假，这使得大多数女性必须将育儿作为职业发展的首要考量，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她们的职业晋升。

历史回溯：“女性新闻人”的角色与地位

虽然英国知名作家兼记者阿诺德·贝内特早在1898年就为女记者在新闻行业承受的不公对待提出抗辩，但从西方新闻业的历史演进来看，采编部自诞生以来便由男性主导，女性参与新闻生产是一个“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过程。随着英美报业在19世纪末的迅速扩张，新闻媒体开始不断增加和调整新栏目，从而通过扩大受众群体更好地满足广告商的需求。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各大报纸纷纷设立女性专版或专栏，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男性记者对时尚服饰、家庭事务等“女性话题”报道缺乏兴趣，这恰好增加了女性进入新闻业的机会，甚至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女性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唯一途径。

根据1901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数据，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人数为1249人，约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该比例在1931年攀升至17%，但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停滞不前。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英国媒体机构制定了“女性结婚限制”规则。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时间与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要求相悖，导致后者在婚后自愿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同一时期，英国记者联盟也推行了性别歧视性政策，包括压低女性工资，并在记者培训计划中对女性人数施加限制。尽管英国在1970年通过了第一部性别平等法案，但性别偏见仍在20世纪下半叶阻碍着英国女性在新闻界的发展。在该法案通过三年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一份内部调研报告。当论及女记者的发展前景时，该报告中引用一名高级管理者饱含敌意的观点，女性根本无法完成硬新闻报道，同时无法在办公室值班过夜，因为她们“既无法长久待在寒冷、潮湿的地方，又会引起男性记者妻子的反感”。一名BBC制片人回忆了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经历。负责时事新闻报道的部门负责人拒绝了她的提议，不允许女记者出镜报道新闻，并表示“当女人报道战争、种族灭绝或铁路灾难的新闻，她不会被认真对待，观众只会盯着她的耳环或发型”。美国女性进入新闻行业的历史演进与英国的路径基本相近。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报业的男性高管断言，除了报道与女性有关的议题之外，新闻采编部门一般不会雇佣女性记者和编辑。第一本关于女记者的长篇历史书籍《新闻界的女性》描述道，即使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头版女记者”，也未能改变新闻采编部门由男性主导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新闻工作者获得的最高赞誉是“像男人一样”。例如，该书的作者、美国知名记者伊什贝尔·罗斯（Ishbel Ross）就因达到了这一标准而被赞许为女报人的典范。纵观整个20世纪，新闻学界和业界关于性别的辩论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女性的“他者”身份和男性作为未被“标记”的存在。

若以性别的视角观察西方新闻史，不难看出女性进入媒体行业的契机源于女性专版或专栏的兴起，即女记者的角色原本就为女性受众而生。美国广播公司（ABC）第一位全职女记者宝琳·弗雷德里克（Pauline Frederick）最初仅能报道女性话题。虽然她后来在政治时事报道上的业务能力与男性同事相比不遑多让，但也只是被派往采访政商名流的夫人之类的“次要人物”，而这绝非女记者们的职业目标。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业者不再满足于撰写传统女性话题报道，并表示自己可以和男记者一样制作各类议题新闻，男性则倚赖于“机会囤积机制”形成行业规则，以维护其更为优越的工作地位和更高的薪水。

从新闻公共性的角度来看，记者、编辑等从业者性别构成的失衡不仅仅关乎新闻行业本身，它与政治、法律、经济等其他重要领域“过度男性化”的倾向一样，深刻地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随着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将女性主义思想“植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在观察记者实践后惊讶地发现，在女性群体作为“外来者”与“后来者”的传媒行业中，新闻报道的对象和内容不仅仅大部分是关于男性的，绝大多数还是“通过男人的眼睛”来看的。随着新闻客观性的概念越来越受到争议，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表明，记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主观的，但方式不同。

新闻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盖伊·塔奇曼借用了“符号性消灭”（symbolic annihilation）的概念描绘女性的边缘化，即在男性化视角下，大众媒体一方面使得女性变得不可见，另一方面通过“定型化”与“污名化”形成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正是发端于此，最为知名的莫过于美国女权运动的倡导者贝蒂·弗里丹在其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中对女性流行杂志的抨击。这些由男性创办和主管的刊物高调宣扬，女性幸福的奥秘在于成为家庭主妇或母亲，并将职业女性刻画为“不快乐的神经质”。在弗里丹的启发下，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源于并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性别偏见经由大众媒体“复制”到公众认知当中，并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的思维定势，从而制约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女性在新闻生产和媒介内容中同时显现的“代表性不足”促使研究者们作出因果关系的猜测，并基于此提出了主导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的核心观点——若女性更多地参与媒介生产，大众媒体对女性的边缘化以及报道偏颇等问题将得到纠正。

至此，“新闻从业者的性别构成”跻身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研究者首先借用了物理学中的“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理论，意为“促成社会发生不可逆转折时所需的数量”。媒介学者在参考了政治学界对女性在议会所占比例及整体决策的研究后，将确切的比例设定为30%。“临界质量”理论为新闻业雇佣更多女性记者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学界和业界都抱有乐观的期待，他们认为此前女性在新闻报道中的边缘化源自新闻采编部中不够充足的女性数量，一旦女记者的规模达到了“临界质量”，就会引发新闻业的质变。新闻报道就会变得更为平衡，女性也将得到更多、更准确的报道。然而随着现实世界中女性新闻人数量的上升，媒介内容却并未出现期盼的变革。

在“临界质量”理论失灵之后，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仅凭增加普通从业者的数量无法改善新闻业的“性别歧视”积弊，女性高管的稀缺才是解决之道。由此，纠偏新闻媒体管理层的性别失衡成为兴利除弊的重要路径。换言之，女性媒体领导者愿意并能够打破新闻采编部门的传统性别规范，将成为引领组织文化革新的关键推动者。

然而，20世纪80年代，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各行业女性皆受制于“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效应。这具体意味着女性在进入行业后虽然可以取得稳定的发展，但由于无形但不可逾越的组织偏见或人为障碍难以晋升至组织决策层。1991年，美国劳工部设立了“玻璃天花板委员会”，并通过调研全美规模最大的1000家公司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报告发现，97%的高级管理人员为男性，而女性则被晋升渠道、组织文化、歧视性评估标准等内部及外部障碍所阻挡。该委员会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媒体在消除性别偏见方面的作用，并要求新闻机构检视自身决策层和整体人员的多样性构成。

虽然美国的“玻璃天花板委员会”早已解散，但关于新闻业领导者及从业人员的性别构成讨论延续至今，前文所讨论的五大国际性调研项目正是继承了这一女性主义研究议题的思想遗产。调研报告的发起者们坚信，多样性的人员和领导层构成是维护新闻报道平衡性的重要前提，而媒体机构却大多不愿主动公开其劳动力的基本数据，这促使他们以第三方机构的形式监测新闻业的性别平等问题，希冀获得行业的进一步重视。同时，出于对各种“形式主义”（tokenism）的担忧，这些调研项目不再满足于女性能够成为“锦上添花”的媒体领导者，而是强调管理层的两性占比平衡，从实质上推动新闻业的性别平等。

路径之辩：新闻业的性别“均衡”与“平权”

纵观“五大报告”中在不同维度上的调研数据，媒体行业整体劳动力及新闻机构领导层直至今日依旧未能实现性别平衡，但相比于21世纪之初仍显示出整体上升的趋势。自2020年以来，一些西方新闻业的“头部机构”任命了多位女性高管，这被视为有望实现新闻传媒业“性别平权”的重要信号。例如，路透社的资深编辑亚历山德拉·加洛尼于2021年开始走上总编辑的岗位，这是该机构自成立以来首次聘任女性作为首席领导者。金伯利·戈德温（Kimberly Godwin）被任命为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总监，成为美国第一位领导主要广播电视新闻采编部门的黑人女性。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集团（NBC-Universal）等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从业者的多样性构成作出了承诺，将50%的女性占比设为推动性别平衡的长期目标。

然而，与西方新闻传媒业界的一致认可相悖的是，将“新闻业性别均衡”作为两性平等范式在学术领域却愈发具有争议性。正如前文所言，媒体从业人员的性别失衡不仅仅关乎新闻业本身，更因为通过媒介产品塑造公众对女性的偏见而备受关注。近年来，学界发表了大量有关媒体机构性别构成与新闻报道实质性变化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一主导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数十年的假设与实证数据之间呈现出“南辕北辙”的趋势。一方面，有关女性领导者对新闻采编部门的影响的研究显示，从纵向对比来看，同一报刊的女性与男性主编任期内的新闻文本倾向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从横向对比来看也同样如此，即使是全女性团队管理的新闻机构也并未针对女性议题增加更多篇幅的报道。另一方面，一系列针对全国性或多国别的记者及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推翻了“女性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数增加会改变新闻内容”的假定。这些大规模的调研还发现，不同性别的新闻从业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理论与实证的差距凸显了重新审视这一解决路径的必要，以丽莎·范祖农（Lisa van Zoone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判传播学者从学理层面进一步质疑了这一解决方案，即“增加女记者与女性管理者能够有效推动新闻报道的平衡性”。他们指出，该方案不仅将新闻生产做了过度简单化的处理，也对女性议题进行了大而化之的草率讨论。受此启发，本文从新闻生产和女性主义等两个维度对此分别提出批判性分析。

首先，从新闻生产的维度而言，这一解决路径建立于新闻媒体机构“完全自主”的假设之上，在夸大记者与编辑性别比例等内部因素的同时，忽略了外部因素的考量。诚然，媒体从业者和管理者的心理构成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闻报道，但他们缺乏足够的运作自主权来生产仅满足个人与管理者偏好的新闻内容。一项基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执政初期报道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外部因素能够发挥压倒性的作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电视新闻记者，都更频繁地采用男性作为消息源。显然，这不是由于新闻采编部门的内部偏见，而是受困于采访资源、时间限制、受众刻板印象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在新闻生产理论中，媒体系统的决策体系囊括了从“超国家因素”到“个体认知差异”等9个层次。那些寄希望于增加女记者和女性管理者的人往往只关注到了个体的单一维度。这也解释了为何聘用女性高管有利于在新闻机构内部推出“女性友好”福利政策，却无法对新闻报道内容中的性别失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媒介中心”的论调不仅无视了职业意识形态、行业惯例、新闻消费者等中观层面的决策标准，更是抹去了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而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结构性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一项以爱尔兰女性媒体管理者作为观察对象的研究发现，她们虽然大多数是女性主义者，但其所属的新闻机构依旧受制于行业规则与社会文化，最终并未达到她们为之努力的“性别平等转型”的目标。以最极端的案例而言，就算是在大屠杀后女性人口比例达到70%、女性议员比例达到60%的卢旺达，女性领导人也未能逃脱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实现完全的性别自主性，更遑论常态下新闻机构内部的女性从业者。

其次，从女性主义的维度来看，“倡导增加女性领导者与女记者”范式的底层逻辑落入了性别二分法的“陷阱”，暗含了两个简化女性的“本质主义”预设：1.女性在新闻实践上与男性不同，因此更多的女性从业者能形成女性化的新闻实践；2.女性化的新闻实践能更好地代表女性。就第一个假设而言，大规模行业调研显示了“女新闻人”群体并未因生理本质形成“特别”的职业价值观，这意味着“女性参与新闻生产”并未构成“女性化的新闻生产”。从根本上看，这种假设“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者”并认为“只有女性关注性别偏见问题”的论调脱胎于“求异”的身份政治，其不仅夸大了女性作为“开拓者”的意愿，更将男性排除在推动新闻业的性别平等事务之外，无益于推动新闻业的整体变革。

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案例也证明了生理性别与个人主张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从打着女权旗号却领头反对堕胎法案的萨拉·佩林，到前首尔市长性骚扰事件中为加害者积极开脱的“女政治盟友们”，女性并非天然是女性主义者，现实世界中也不乏“反女性主义的女性”（anti-feminist women）和“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feminist men）的存在。具体到新闻行业而言，研究发现：一些取得成功的女记者不仅对性别问题视而不见，而且用她们自己的成功作为例子来反驳性别歧视的说法。事实上，随着区别于生理性别的“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概念的提出，女性主义研究就鲜少沿用将男性与女性看作两极对立、强调两性之间“本质”差异的“性别二元论”。

就第二个假设而言，一种用于解释“女性化新闻实践”未能出现的常见论调是，新闻采编部门长期以来“男性化”的新闻实践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业惯例和规范，以至于难以被识别其性别化的本质，于是即使是女性从业人员也未能逃脱这种“男性化”的新闻生产模式。因此，在这些学者看来，只要形成一种富有“阴柔气质”（femininity）的新闻实践模式就可以革新目前过于男性主导的采编文化与新闻价值观。但如同《女性研究》（Magazine for Women's Studies）面向所有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质疑，“阴柔气质”在具体语境中究竟代表了什么？对于新闻业来说，具有共识的女性化新闻实践模式尚未可知也仍未出现。近年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者关于“性别化新闻”更是形成了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定义，当新闻编辑室在不同维度下被理解为“场所”“机构”或“文化实践”，女性化新闻生产模式也随之被解释为“更注重团队协作的新闻采编文化”“弱化客观性的软新闻报道形式”“更重视女性议题相关新闻”等，其所诉求的性别平等方向难以达到统一。同时，女性化新闻实践的共识并非终点，更重要的在于检视这种新闻模式是否能更好地代表女性。显然，女性群体并非单一的同质化存在，女性问题的复杂性恰恰源于其内部充满着种族、阶级、国籍、政治意识形态等异质性因素，而将性别作为社会分析的统摄性维度使得批判学者进而担忧会使得原本拥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女性对底层女性形成又一层级的压迫，与强调解放和消除统治的女性主义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富有“阴柔气质”的新闻实践能否真正形成共识？在实现两性平衡的同时，精英女性又能否“代表”普通女性？种种疑问由于后续研究的匮乏悬而未决。

诚然，以上对“增加女性新闻人”的批判性思考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策略的全盘否定。相反，几乎所有持批判意见的学者也都肯定了其出发点，认为新闻媒体亟待进一步的变革以更好地代表女性的声音，但我们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这一仅仅强调生理性别的进路，仔细检视看似顺理成章的逻辑链条中隐含的种种假设，而不是在诉诸“新闻业性别均衡”作为唯一范式的同时，却丢失了“希冀新闻媒体更好代表女性”的初衷。政治学领域对“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区分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应在意识到追求个体数量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厘清“女性化”新闻实践的内涵，并更为结构性地阐明决定报道内容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因素与其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性别平权”的理念率先在新闻业落地。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俞雅芸.全球新闻业中的女性角色：反思从量到质的“代表性”[J].青年记者,2023(11):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