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洸（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杜丽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22期

在数字技术深刻嵌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随之衍生的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数字鸿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热点问题，映射出数字领域不平等的长期存在。近年来，老年群体与残障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出，“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无法接入或使用数字技术的问题更加显著，不仅影响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参与，如出行、就医、消费等，也关系到社会流动、社会管理与社会转型等问题。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非网民规模为3.62亿。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从数据来看，我国依然存在着数字技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缘起：数字鸿沟的发展与转型

（一）数字鸿沟的基本界定。数字鸿沟作为描述人们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差异的隐喻，反映着数字技术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导致的不平衡。不断涌现的数字技术，丰富了数字鸿沟的内涵与外延，不仅包括技术设施、工具等物质基础，还包括是否使用技术、高质量使用技术的能力与知识等差距的动态变化。

数字鸿沟的第一层是“接入沟”，即是否拥有数字设备并联网，这一层数字鸿沟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经济状况，如收入差距较大的个人之间、国家内部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此需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政策、国际援助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协调与配合来缓解。梵·迪克认为，对第一层数字鸿沟的关注需要从单一的物理接入不平等转变为物理与物质材料的双重不平等，包括不同物质载体被使用的机会、技术设备的多样性和主要设备以及外接设备的维护成本[1]。接入数字世界的物质条件与经济成本的提高，使得第一层数字鸿沟依旧存在且难以根除。

数字鸿沟的第二层是“使用沟”。在线技术与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线下的时空被不断剥夺，提高了人们数字接入的拒绝成本，当大部分的人被聚集网络空间且不得不借助数字技术生存时，与“使用”相关的鸿沟问题便更加凸显。数字技术使用所导致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不同群体数字技能的差异。梵·迪克将网络技能分为两大类：与媒介相关的技能，包括操作技能，基于技术的正式技能；与内容相关的技能，包括信息技能、传播技能、内容创作技能和策略技能[2]。其中，与媒介相关技能的发展会直接影响与内容相关技能的发展。在“使用沟”的分析中，年龄一直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数字技能应该随之提高，但数字时代出现了“数字反哺”现象，代际差异不仅有年龄的因素，也包括数字技能基础的差异，即与媒介相关的技能、群体的使用目的和使用动机等因素共同影响着难度更大的数字技能发展。

（二）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1995年，美国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数字鸿沟”，用来形容由于技术接入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

数字鸿沟能否被最终解决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因为这一问题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就技术的发展趋势而言，数字技术通过不断地改进来提高大众的使用率与普及率，但总有被排斥在技术之外的群体。

同时，影响数字鸿沟产生的因素涉及广泛，个人层面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智力、性格和健康等因素，社会层面包括劳动地位、教育程度、家庭类型、国家类型等因素，资源层面包括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心理动机、社会特征、文化习惯等因素[3]。此外，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数字技术为不同用户带来的益处和用户是否愿意共创数字世界[4]，研究发现并非所有个体都愿意主动接入并使用数字技术。因此，数字鸿沟是一个动态的、多层面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多角度来思考与分析。

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数字鸿沟的问题归结于多个二元对立的因素，就无法观察到数字技术不平等的细微差异与改变，也难以从多元的系统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背后社会因素的错综复杂。同时，这种宏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容易忽视不同个体、地区、国家的社会文化情境差异。如果不能深入了解数字鸿沟出现的具体情境与原因，就难以缓解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并提高全社会的数字融入质量。

困境：难以消除的数字鸿沟

（一）不同数字劣势的蔓延

数字鸿沟并非只是反映数字不平等，同时还强化着社会其他层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在逐渐变为长期存在且难以被消除的社会分歧。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职业对数字技能的要求持续增加，一些数字技能则逐渐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指标，影响着个人在社会中的收入、财富、工作类型等，数字技能较低或更低的群体，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的获益程度也远低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不同个体、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即使是“数字原住民”，研究也发现他们之间的互联网知识水平同样存在差距，并且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家庭背景、性别、种族等因素相关，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掌握着更多的数字技能来从事更严肃的数字活动，不断积累数字优势[5]。那些缺乏数字技能的人虽然可以通过学习等方式获得技能，但在获得技能后的使用差异又会造成新的鸿沟。

数字鸿沟的产生与既存的社会分层相关，数字媒体的使用差异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以及积累程度。在接入数字技术时，不同主体会考虑接入成本的可负担性以及接入后的价值回报率。处在社会网络关键位置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数字资源，这些数字资源会让其产生更多的社会连接，其所处位置也更重要，与处在社会网络边缘的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会越来越大。另外，使用数字技术与否的动机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与个人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职业类型等息息相关。人在满足不同需求时所需要的数字技能也有所不同，个体身份角色的差异影响着人们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与生活、家庭相关的数字技能和与工作、职场相关的数字技能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这些技能也受到个体的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动机和需求差异所引起的数字技能差异或数字鸿沟难以被解决的重要原因是这种心理差异难以消除，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数字技能对不同个体来说都是必需的。

除了个体层面，不同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有所不同，各国在解决数字鸿沟时采取的措施同样存在差异，导致国家之间也存在数字劣势蔓延的现象。从个人到国家不同程度的数字劣势可能会叠加产生效应，如个人层面老年、女性、少数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地偏远等，国家层面人口、科技、经济、资源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叠加在同一个体或同一国家而导致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二）不断涌现的新数字鸿沟

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不同机构组织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让一些原本隐性的数字鸿沟显现。在医疗健康领域，线下就医的限制使得远程健康服务成为热门，能获取高质量健康信息和服务的人，往往处于数字鸿沟优势的一端。疫情导致线上教学成为常态，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接入与使用使得互联网时代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凸显，包括是否拥有线上上课的设备、能否联网、能否满足家庭中每个孩子的上课需求，以及这种教育机会所产生的后续结果，包括考试、升学、就业等问题。在既有的数字鸿沟还未得到缓解的前提下，数字鸿沟在不同领域的涌现，导致其弥合难度加大。

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鸿沟，如智能鸿沟、算法鸿沟，这些新的鸿沟影响着人们在数字空间中的社会活动参与。除了基本数字技能的要求外，技术在设计时有着其自身的逻辑，在使用过程中适应技术逻辑的人能更灵活地应用技术，并获得技术带来的机会、益处。特定的数字技术与功能并非一对一的关系，多功能性是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这就增加了对于技术理解和使用的复杂程度，能否理解数字技术影响到人们对于信息的评估，因此数字空间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更易受到虚假信息或不良信息的影响。

数字鸿沟已经从物质拥有、技术使用蔓延到心理层面。因工作或生活需要必须接入数字技术但又存在困难的人来说，更易产生被排斥的情绪，甚至负面的心理压力。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数字设备的拥有、数字技能的高低成为获得社会认可的标志。那些不愿联网、过多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也会不自觉谈论数字技术给他们带来的生活障碍。技术焦虑、技术恐惧等心理会严重影响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态度和行为，会影响他们在数字世界的获益机会，也会造成他们线下生活的不便。

（三）数字鸿沟中的结构转型

当数字技术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时，数字鸿沟也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鸿沟既是社会不平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变量，也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解释变量。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止数字鸿沟的“固化”，即人们在社会网络和媒体网络中的位置固定不变，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在其他社会领域中的参与，那么这种数字不平等就会成为“结构性的问题”[6]。

数字鸿沟体现为数字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影响力差异，甚至权力差异。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时的意愿和方式并不相同。数字技术的使用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一些人使用数字技术来完成更加正式、严肃的任务，而一些人则用来满足娱乐、生活的需求，不同人在数字空间的影响力在逐渐形成差异，如关键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的差异。处于数字使用优势地位一端的主体，更有可能成为数字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被排斥的个体和弱势群体在数字鸿沟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而一旦这种社会差异被结构化，要想提升数字技能、提高数字地位则会变得更加艰辛，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近几年体现最直接、最受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职业结构转型，即新职业类别的出现，如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等。从数字鸿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劳动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一方面，设备门槛的降低增加了获得这些工作的机会，但善于使用数字技术的人更可能获得这些职业，并获得收入；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与职业劳动者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这种鸿沟反映在劳动者对平台规则、平台策略的遵从与维护上。

数字鸿沟中的结构转型还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异历来是社会的焦点问题，数字技术发达的地区往往是处于社会中心的城市。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农村带来了机遇，例如直播成为提升农民收入的方式之一，但农村与农村的数字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数字技术应用的鸿沟。数字技术的使用部分缓解了农民在经济方面的压力，但全社会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固有观念还有待改变，这种观念上的鸿沟也是形成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成因。

行动：不断弥合的数字鸿沟

为了弥合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了弥合数字鸿沟的多项任务和举措，明确了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既有基于当前国情民情的目标，如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字技能，全民运用数字技能实现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数字生活，提升数字伦理道德水平，保障数字安全等，也有基于国家发展与国际环境，建成数字人才强国的目标。

不同类型与阶段的鸿沟也表明，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紧密相关。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在弥合“接入沟”时，不能忽视对社会其他层面不平等的弥合，如性别、收入、教育、职业等方面的不平等，只有同时解决多个社会层面的不平等才有可能真正缓解数字鸿沟。在弥合“使用沟”时，从长远看公共教育具有一定成效，如大型的数字素养项目可以提升人们对数字技能与数字技术的了解。不可否认的是，个体想要在缓解数字鸿沟问题上做出努力，就必须保持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对数字技术知识的掌握以及对数字技术的开放心态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增加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成本，从而导致数字鸿沟扩大，除了与政策支持相关，还与技术企业的导向相关。企业在进行技术设计时，如果面向全社会则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使用障碍，惠及更多人；如果面向特定群体，则需要考虑特定需求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尊重不同主体的差异。在弥合数字鸿沟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往往是不同主体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差异，如国家与个体间会产生是否使用数字技术的分歧，企业与个体间会产生如何使用以及使用益处的分歧，个体间会产生数字技术功能使用的分歧，这些认知差异会直接体现在一系列弥合数字鸿沟的行动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能媒体时代舆论极化的表现、规律及其治理研究”（批准号：21BXW056）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杨洸,杜丽洁.数字技术与数字鸿沟：弥合数字不平等的困境与行动[J].青年记者,2022(2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