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凯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感到世界将发生不同寻常的改变。这改变从何而来？这改变预示着更美好的生活，还是我们从此将不得不习惯灾难？

当人类文明秩序被小小的病毒搅得天翻地覆，当疫区社会以一种人为的主动瘫痪来防止疫情肆虐可能导致的被动瘫痪，当感染者丧生、幸存者恐惧，当珍视生命的人不畏生死冲上一线，我们需要在混乱中冷静地思考，如何改变人类才能创造真正美好的未来？

新冠病毒的挑战

当新型冠状病毒横空出世，人类社会突然面临一种极限挑战。

新冠病毒极具传染性、致病性和对人体多脏器的渗透攻击能力，堪称百年不遇的人类天敌。在此种级别的疫情面前，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建构，都瞬间暴露出既往不曾被注意的高明与肤浅。面对疫情，人类社会各出其策，但所持之策，有多少来自科学，又有多少来自各种类型的恐慌？复数形态的恐慌并非全是负面意义，它带来了一次对于人类所有医学、技术、资源和经济的大动员、大激活。

此次疫情的革命性在于，它促成了人类应对策略与行动的革命性。显然，任何基于人类生死机会的社会行动，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道义资源与改变成规的能力。

“旧制度”的局限

新冠病毒的暴发就像外星人入侵，一下子洞穿了各种类别、各个层面的社会制度的屏障，使所有人几乎毫无遮挡地面对生死考验。平素的强者不再有绝对优势，那些平时看不见的弱者却因在灾难中显现出的人性光辉而夺目。

优劣强弱之间的剧情反转，标示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规范正受到新冠病毒的根本性冲击。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将个人权利推高为至上准则的政治哲学原理、以经济利益及其分配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政客政治考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金融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全球分工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些看似 “天经地义”的现代性与全球化法则，都可能在某种情形下成为疫情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助力。

新冠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检验器，各国政府为治理疫情普遍采取的措施，超越了道德和利益之争。那些暂时的、权宜性的、不合常规的做法，彰显出平素那些稳固的、制度化的、符合常规的秩序所内在包含的某种荒诞性。

这同样蕴含着风险。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疫情防控，尽管成效显著，却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族主义意识的滥觞，将一个相互依存、整体化的全球社会瞬间撕裂成政治和经济碎片，而且唤醒人们诿过于人、寻找替罪羊的本能欲望。当阴谋论纵横天下的时候，人类社会就可能倒退回丛林时代，零和游戏的思维不仅符合人性中阴暗的“常识”， 更迎合某些强大力量的利益。

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只标示政治单位的地球仪拉伸至每一个可以看见具体的人的社会，疫情冲击下不同的社会和人的图景就会令我们感同身受。然后，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如此之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早已习惯向死而生：他们不恐惧死亡，因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甚至不恐惧病毒，因为比病毒更强大、更容易看到的、能够让他们死亡的力量有很多，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这个世界不会有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以那么离奇的高频次重复念叨一些地名：武汉、伦巴第、马德里、纽约……这些景观各异的地方，因为一种看不见的病毒而连接在一起，许多讲着不同语言的人在同时讨论同一个问题。人们痛心于那些不该死而死去的人，他们本可以活得更久；人们认定生命的崇高，不愿浪费生命，所以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生命。

在世界各地，疫情防控调动了很多组织和单位，存在各式各样极其复杂的状态。各个国家、地区、社会都依据各自的制度资源及其路径依赖去应对问题，也都经历着不同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新冠病毒不仅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挑战整个人类社会，也以一种同样简单的方式揭示了全球化多样性的一面。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会、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只有对这种完美的永不止息的追求。

重新面对自然

从以整体自然秩序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与人类相比，病毒才是自然本身，而人类作为一种自然产物，浑身却洋溢着满满的反自然的气息。特别是启蒙之后，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发展始终将自然视为改造利用的对象。这种价值观插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翅膀，经过人类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不懈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人类无比智慧的努力，地球正在被改造成一个越来越令人类感到舒适的人工环境。

新冠病毒的出现，无疑是对今日人与自然关系实施的一种整体性的、无差别的惩罚， 被病毒漠视的国家、民族、阶级、文化和社会身份，恰是构成当代人类社会的基础性要素。

只有当全球社会将应对新冠病毒挑战列为最优先级的时候，这一切才能促使人类社会做出与以往不同的更多反思。在小到不可见的病毒面前，人类引以为傲的既有文明体系竟是如此羸弱，甚至不堪一击。由此可见，在人类既有的认知观念、行为实践与制度安排中， 埋藏着多少浅薄、傲慢、冷漠与无知。

疫情终将过去，幸存下来的人类社会成员终将会对新冠病毒具有免疫力。在未来回头观望，2020 年只是历史上“无所谓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如果经年之后，下一代环境主义者仍然倡导今日已显狭隘的那些成套路的知识与社会议题， 那些被病毒撕去伪善面纱的制度及其路径依赖仍然得享病毒般的生命力，那作为 2020 年亲历者的我们，应该惭愧。

向死而生的突破

人是主观能动的生物。面对任何一种严峻的自然与社会挑战，人都会展现出多样化的生命力与活力。事实上，人之所以会偶尔陷入困境，不仅是因为挑战本身带来的压力， 更是因为人的思维会陷入单一轨道的迷。这一迷途的尽头是组织、技术、行动和想象力的枯萎，其终极表现就是历史上那些已经消失的类文明。

新冠病毒正在以威胁人类生存的力度挑战全球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知识权威，尽管这些权威的实际地位也许此刻并未动摇，甚至可能得到强化，但新的观念之门已然打开。穿过这扇人心之门，影壁上赫然刻着一个字：变！

疫情之后，必须改变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和健康服务体系，更包括知识、观念、组织、社会行动与日常生活方式。病毒像一柄悬在人类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种现实的威胁。虽然对当下的人类来说，它也许是一种“邪恶”，但对自然、对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未来却未必邪恶。我们显然需要找到与如此“邪恶”的病毒长期共生的合适方式。这种方式除了医院和疫苗，还有更高级的形式，如新的规范、观念与行动。显然，探索这些更高级的形式，需要社会创新。

如何在既有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务实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和挑战，是社会创新的灵魂和宗旨。

为应对疫情，知识、观念、组织、社会行动与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在发生改变。疫情过后，这种变化注定不会逝水无痕、复归旧貌。因此，创新已经在发生，并将继续演变。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下的疫情正预示着一个基于社会创新的“知识、观念与行动迭代” 的时间点。如同疫情治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族国家政体平等化一样，新冠病毒必将促进知识的平等化。多样性的、创新的社会声音必将有力挑战各类固有的思想权威，新生力量正在获得机会，向死而生的突破已呼之欲出。

社会创新：以未来为坐标

如果以个人的生死为尺度，我们就会被死亡的恐惧支配；但如果以人类的未来为尺度，我们就可以从容面对当下。

社会创新是一种从未来出发的思维能力，直接表现为新的社会观念的生产与安装， 以及新的社会行动的生成。人类社会往往在灾难中穿行，现实的灾难是灾难，历史的灾难却是提升人类关怀的助推剂。此刻，我们不仅要在日常生活实践里与新冠病毒做斗争， 更要在未来视野中捕捉新冠病毒灾难的历史价值并努力发挥之。

面对疫情，很多隐蔽在曾经井然秩序之下的社会问题纷纷浮现，从宏观社会的组织方式到微观人生的生计模型，从权威专家的失误失语到看不见的人群浮出水面，社会图景在刷新，创造性行动在发生，新的可能性正在广泛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思考，各种层面的秩序正在面临重新调整。

面对疫情，制度的竞争依然存在，世界仍然不是平的。这或许预示着民族主义又一次群情激荡的拂晓，同时也可能指向民族主义真正的黄昏。各国战疫，尽显路径依赖， 充塞其中的，是秩序与混乱、理性与愚昧、严谨与浮夸、超越与狭隘的缤纷对照。但对于生命的呵护，对于生命平等意义的关怀，以及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却无疑是所有社会不动摇的价值共识。

面对疫情，一边是去全球化的效应在发酵，一边是疫情防控以全球化的战争样态出现，此刻已从中国阶段、欧美阶段，进入全球阶段。这也许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前方充满不确定性。正如比尔 • 盖茨最担心贫穷国家那样，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战疫， 如果脱离全球合作，将是另一场灾难。最终战胜疫情必然需要全球合作，无论是医疗物资的生产与分配、药物的开发和使用，还是经济的恢复、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可能改变的， 是全球化进程的方式和节奏，而不是全球社会更加休戚与共的未来。

面对疫情，每一个社会以及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每一个具体的微观社会制度的改进，都来自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成员个体的行动参与。灾难促使人们以创新的方式相互帮助，相互启发思考，相互合作。点滴积累之中，社会环境会因此而向善的方向发生改变。未来不会像新冠病毒那样突然出现，未来是人类当下行为塑造的结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放眼世界，疫情冲击之下，创新层出不穷，新生事物各显神通。无论是新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还是网络自组织社群，都因抗击疫情与安顿疫情条件下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展现出非凡的创新行动能力与效用，并提升了全社会对于运用新科技手段和商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预期与信心。

首先应该被提及的，是各大新经济和新科技企业，在疫情下所做出的应变。抗疫紧张时刻的“滴滴医护车队”不惧风险接送白衣天使上下班，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青年借助“快手”的赋能重现农产品的“自产自销”，“水滴筹”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方式推动社会医保互助体系的发育……我们看到的，是企业正将社会价值嵌入自身的商业与科技创新之中，兼顾经济与社会目标，不断创造出共享价值。这些企业中的一些曾经经历过相当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然而，通过创新，它们在疫情中成为受尊敬的社会问题解决者。

同时，现有的各形态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正尝试以改良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如 B Corp，即共益企业）。面对新冠病毒的挑战，北大西洋两岸的发达社会各种社会危机显现，其根源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共益企业”的远见与价值，从股东所有制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转变，倡导与探索各类商业向善与科技向善，公司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包括员工、社区、供应商、销售商，甚至整个社会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负责，这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和需要。以“共益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制度创新正在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更大的创造与解困的力量源于以自组织社群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他们对固有的组织思维、旧势力提出了挑战。基于新技术与新价值观，自组织化社群正在主动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运动形态。与传统的科层制架构相比，去中心化使每一个人都在释放独特的创造性与能力，由此集成各种如水流般自然、电流般有穿透力的新势力，这预示着一种新秩序。

总之，罗马非一夜建成，创新非一蹴而就。与创新同行的，不仅是创新者队伍的壮大、创新经验的提升，其间也将不断邂逅质疑、挑战和阻碍。由新冠疫情倒逼出来的创新行动，因此成为一个向死而生的隐喻。然而，与单向度思维相比，开放与跨界的创新思维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当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跨背景人群之间不断发生思维碰撞和行动协作时，集合影响力就出现了；随着具体社会问题不断得到多点式、规模化的解决，系统性改变终将到来。

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也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本文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10》的书摘，《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部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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