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分布在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19年3月至12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的共建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郭元咀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尤以商代为重要，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

铸铜遗迹包括人工台基以及台基上的各类铸铜相关遗迹，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范浇铸相关，有灰烬沟、冶铸工作区、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柱洞类等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铸铜生产主要环节。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工具、原料、熔炼渣、陶范以及燃料，其中出土的坩埚壁残块数量众多，共计80余件，出土的陶范共计120余块，其它石制、铜制生产工具共计105件。除大量冶铸遗物外，还在两条界沟及多个大型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器、印纹硬陶器，浮选了丰富的炭化水稻、木炭与小型动物骨骼遗存。

商周时期存在冶铸分离的传统，冶炼遗址、铸造遗址分别位于矿山、聚落附近，鲁台山遗址陶范残块、小件工具、合金熔炼渣等表明存在明确的铸造活动，同时进行冶炼活动的可能性则较小，通过对出土的炉渣、炉壁及陶范的检测与分析也表明遗址中存在明显的精炼粗通、合金熔炼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活动。而从规模上看，相对独立的人工台基面积达1100平方米，台地上与冶铸活动相关的主要操作单元都有发现，以及反复多次使用的浇铸坑、大量而密集分布的炉基与坩埚残块都表明郭元咀遗址绝非一般的、小型的铸造作坊，极大可能是长江流域非常重要的一处铸造青铜器的大型基地。

对郭元咀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分析，还表明它与中原王都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区别，二者既有遗址布局、冶铸技术等方面的相似性，也有陶范原料来自本地、少数普通铅含量接近南方地区的差异性。

长江流域是我国铜矿资源的重要分布地带，也是目前发现商周时期冶炼遗存最丰富、最发达的区域，这些大规模的铜矿经冶炼变成半成品以后，又是怎样运输到中原地区的？中原王朝又是如何控制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的？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商周考古研究中极为重大的学术问题，而郭元咀铸铜遗址的发现，恰恰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尽管其中的具体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至少证实了长江流域在商代晚期是能大规模铸造青铜器的，这对于

我们认识这一时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重大的青铜时代学术问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

“长子唯龟至，王受佑”，甲骨文中明确记载了商代晚期商王朝同长江流域小国—长子国互通往来、关系密切。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郭元咀铸铜遗址及附近地点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就不足为奇了。并且这个长子国延续至西周早期，在鲁台山南部所发现的带甲字形墓道的墓葬极可能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夫妇墓葬。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长子国先臣服于商，后臣服于周，而这个小国家的中心位置始终未有变化。这样的历史分析，是基于鲁台山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获得的。因此，郭元咀遗址商代铸铜遗址的发现，为先秦学者所关注的长子国的身影露出水面，为探讨长子国的族属与渊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也为研究商、周王朝控制长江流域的方式与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材料。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的年代与武汉盘龙城遗址相衔接，以丰富的内涵完整揭示了商王朝对鄂东地区的经略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与武汉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正是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共建以来，共建单位彼此加强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意识，在荆楚地区青铜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

（供稿：胡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