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艺军（1926—2020），中国电影理论家、评论家，曾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罗艺军发表过多篇电影理论与评论文章，1973年主持编译《七十年代美国电影》，1976年任《电影艺术》副主编，后曾出版《风雨银幕》《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等作品。

罗艺军先生的去世，使得许多年轻人都未必知晓的这位电影理论批评大家的名字被重新提起。对我而言，罗艺军先生是一位我发自内心崇拜和景仰的民族理论评论大家。近年因为罗先生的身体原因，所以在重要的理论研讨场合也较少见到他。但是此前多次在重要的学术理论和批评会议上，我与罗艺军先生有过交流，聆听过他对于中国电影现状的分析和批评。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共同参加研讨会时还有过同一路途上和罗先生一起行进的机遇，与他交流收获颇多。他毫无疑问是我们心中追求建立中国民族文化气质的电影理论体系、立足现实创作批评与倡导艺术审美独立性价值的大家，也是自觉提倡从创作现实出发总结电影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并且践行落地实际的批评家。

　直率、精到而充满善意的人格精神

罗艺军先生是具有一种人格典范的理论批评大家。在我们开始学习电影理论，特别是在电影的民族化理论和电影批评的研究过程中，以及和罗先生若干的交往中，总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带着一种感知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他在研讨会上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锐利分析。他是一位以敏锐的眼光观察中国的影视创作，并对中国电影的创作进行直率分析的批评家。由于长期在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任职并担任电影理论刊物的主编，他对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电影演进过程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认知。作为学界前辈，他对影像创作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创作作品，有着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所以，他的人格和理论观点，特别是每一次发言论说的锐利状态，以及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都让我们佩服。

罗艺军先生给人的是一种人格精神的感受。我对他的理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概括：直率、善意、精到。

直率。许多人也都感觉到罗艺军先生出语直率。所谓直率既包括直截了当不隐晦，也包括固执不弯曲。前者是指他对于中国电影的现象有一说一，绝对率直。细读他对于金鸡奖历史上的两次争论事件的文章会有更深的体会。罗艺军先生所披露的内部评奖事件，触及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具有开拓性创造的出色电影，在历史境遇下所遭遇的评奖曲折，他做了详细翔实的还原，阐述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观察评价。这些对我们回看历史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而作者对于历史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的人和事毫不掩饰，并且直率地把他自己的认知表现出来，这些都会让读者在观念和人格方面取得双重收获。

后者所谓直率的固执，则是指他对自己坚持的理念和理想绝不放松，包括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和专著的认识。他基于对历史和人的了解所形成的真相认识，毫不放松地放言直抒。他的耿直和难以掩饰的好恶表达，我们不能完全加以评判，他认为关涉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事实真相，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守，并且总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他自己的认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019年中国电影评论委员会研讨中，他对于一早期电影史的钩沉认识的是是非非，依然顽强地提出自己认为的真相所在，而这些真相在许多研讨会上，一般都是讳莫如深的。但是那一次我印象极为深刻，罗艺军先生似乎也并没有削减年岁给他带来的一种昂扬的斗志，他认为心目中的真实必须向更多的人去提及。这更让我加深了对他的一种直率固执的意念的印象。

善意。这里是指他事实上对于谈论和批评的对象带着真切的善意，而不是显示权威的强横。哪怕他的观点独具一格，但都是带着对中国电影应该如何更好发展的善意，以及建构本土理论体系、民族电影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善意去分析，寻求完善健康的探索改进的意愿。比如他对成荫的创作做了历时态的分析。在《创作评论与自由》的文章中，在谈论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作为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生产，本质上是自由的这一观点时，他提到了在纪念电影艺术家成荫的创作研讨会上观摩其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的直观感悟。他认为，突出的感受就是成荫导演作品的质量有升降的曲线。基于他认为创作与指导思想和艺术规律交织程度的曲线，提及成荫导演的创作在《钢铁战士》时有飞跃的进步，但在《上海姑娘》就停滞并且下降。但是他在提到成荫导演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历史性突破时，又给予很高的赞扬。事实上，罗艺军先生是客观看待这位老导演的得失。因此，他既有惋惜也有批评，但其用意是在揭示成荫的创作道路其实不仅是个人创作，更是中国电影发展与时代曲折的一个侧影。

精到而犀利。罗艺军先生不仅是一个批评家，而且是有深厚的理论武装和犀利的语言表述的批评家。他对于理论的认知也很深入，有着历史的把握又有理论的积累，因此他的批评所触及的对象，加上他的个性总是精到而且犀利。当触及一种理论观念和现象的时候，他的剖析总是带着个人独到的视角和态度。他在早期一篇关于创作评论与自由的文章中，对于电影创作提出了许多令人警醒的东西，他认为应给予电影创作评论以最大的自由，评论和创作的同步性才能得到发展。

民族影视理论的倡导者和建树者

除了上述人格呈现的批评家感知外，罗艺军先生对民族文化思考和中国电影理论建树的深刻性更为人称道。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对于中国民族电影和民族电影理论的思考一直为人所关注。建立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理论和影视理论的观点，始终贯穿在他以后的批评的论述之中。

中西文化比较中的视野。需要强调的是，罗艺军先生的民族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出发点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所建立的认识。他对于电影之于东西方背景下文化传承等的认识，是其深刻本土建设理论的基础。他在描述东西方艺术发展，以及西方的模仿论和东方写意论的差别时，借用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的概括，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美学思潮产生共识性的相互逆转，由此带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失语症，所以要建立现代中国诗学体系，而这还有一段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但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历史性的课题。他2001年发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上的名为《文化的奇异性与电影诗学的民族性》的论文中，用相当长的篇幅阐发了关于古希腊和中国在传统理论上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所以他的观点是，电影作为一种最新的艺术形式，在艺术发生学上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产儿；但就其美学本性而言却体现了西方传统模仿美学之极致。由此延展到中国电影的承续差异的区别等，就有自己的史论依据。他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色的电影不被西方人看到而被漠视还好理解，而他说难以理解的倒是我们自己也并未对它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这不合理。

对中国建立本土文化理论的认识。基于对东西方电影理论的文化背景的分析，他更强烈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电影理论和民族电影化理论建设的任务。对于电影处在东西方美学共识性逆转的年代里，不同的国度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严重不足。所以他提出警醒：“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怎么能让外国人尊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遗产，总结中国电影艺术经验，并作理论上的提升和系统化，难道要请外国人来越俎代庖？总结中国电影艺术经验，逐步建立中国电影诗学体系，是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21世纪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终其一生一直在倡导中国的电影民族化理论的建设，而事实上，他自己在评判中国不同时期的电影现象和电影作品时，也是秉承着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精神。

辩证观念中的主导性。在一篇倡导建立电影民族化研究，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文章中，他提到他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电影理论面对新世纪”的发言，是因为相对于电影创作，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成果更为贫乏。有一些电影先行者如夏衍等在理论建设上进行过辛勤的耕耘，中国影坛曾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过热烈争论，但他认为还没有一种足以成为中国电影理论的学说。罗艺军先生的认识总是辩证中带着指向性，他在分析当时国内一种“国学热”的时候，认为这是伴随中国崛起的一种文化的反映，也是和中国经济腾飞与国力飙升相关联的。但他接着提到，我们虽致力于电影民族化研究但并非国粹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精华有待我们开发、继承、发展，也要对糟粕彻底剔除。

越到后来他就越强烈地倡导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2002年他在为中国传媒大学刘书亮的《中国电影意境论》所作《致力于电影民族化研究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序言中，特别提及：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基本上是引进选择吸收西方电影理论的阶段，那么在新世纪，他希望电影理论应当承担一个艰巨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我想，这一任务我们应当做下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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