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与写作
作者|吴炜华 姜俣
近年来，银发网红在各大视频社交平台的走红成了一道亮眼的网络文化景观。快手账号“小顽童爷爷”记录了一对70多岁农村老年夫妻的趣味日常生活，受到网友广泛喜爱，粉丝数超过400万。在抖音拥有340万粉丝的“时尚奶奶团”，身着旗袍行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美景色里，留下老年女性的魅力影像。在B站UP主“英国蝴蝶奶奶日记”发布的视频中，住在西班牙的英国奶奶蝴蝶与中国网友分享其旅行见闻、社交生活以及中国文化体验，展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生活方式。
@小顽童爷爷 快手截图
根据国际上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则说明该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自1999年、2000年中国跨入老龄化社会即轻度老龄化门槛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与规模持续扩张，2019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亿，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2033年将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逐步向中度、重度甚至深度老龄化迈进。当老年人群整体面临着与年龄相关的衰退话语以及与人口统计学体量并不对称的媒介呈现时，银发网红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下主动进行自我呈现与表达，依托互联网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公众影响力的形成，构建了积极而活跃的老年主体性探寻与一种被数字赋能的再青春化的文化生态。
传播技术的发展迭代与媒介影响力的持续延展不断推动“媒介化生存”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在媒介化的世界中变老意味着什么”成为老年研究与传播研究均无法回避的问题。Sonia Livingstone将媒介化定义为“日常实践与社会关系日益为中介技术与媒介组织所形塑”的过程。Friedrich Krotz将媒介化与全球化、个人化、商业化并称为当前影响民主、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其它生活环境的四大“元过程”，对于微观层面的人类行动与意义生产、中观层面的机构与组织活动、宏观层面的文化与社会的形态和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媒介化社会转型、老年传播与文化再生产等议题的交融与对话成为研究热点，一是对老年日常生活、情感、文化需求与主体性的再发现，二是对老年的身份政治与文化权力的再审视，三是对老年、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三者张力关系的探索与考察。银发网红身处上述三大问题的交汇点上，作为媒介化世界中老年人群最具活力的一支，为理解媒介化、数字化转型中的老年人群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入口。银发网红作为老年传播领域中面向丰富的现象之一，目前相关研究数量却略显单薄。饶浩芸等、吴晓东等、赵隆华等学者主要从发展现状、传播特点、现象探因、前进路径几个方面描绘了银发网红现象的概貌。
@时尚奶奶团 抖音截图
银发网红是以互联网为主渠道获得公众注意力的老年个人，是更为主动和具有表演性的Up主，他们积极拥抱网络，努力消弭二次元、国风文化与传统老年文化间的认知代沟。银发网红与老年Up主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对抗老年刻板印象的媒介文本与文化表征的出现，又与多重老年话语的竞争与互动紧密相连，同时还与广泛的媒介化社会实践进行着双向影响与形塑。本文将尝试借助霍尔、福柯以及费尔克拉夫等学者发展与完善的话语分析方法深入解读银发网红现象。“话语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包含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话语分析由文本分析发展而来，在关注文本层面的表征运作的基础上，又关注表征的后果与影响，同时还强调历史具体性，即表征的各种实践在各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运作方式。费尔克拉夫提出了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一是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以及符号形态分析；二是“话语实践”向度，关注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如什么类型的话语被利用了，它们又是怎样得到结合的；三是“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话语的建设性或建构性效果等。
本文在话语分析方法与思路的指导下，收集和梳理已有对于老年形象研究的相关成果、近年来银发网红的典型视频文本以及相关报道，通过对老年媒介形象特征与演变的动态分析，结合社会历史语境，在液态而多面的老年话语中考察银发网红的文化影象与身份协商策略，并探索这种文化蓬勃兴起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建构，理解银发网红现象的多重意义与影响，由此洞见老年Up主族群、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液态的老年话语：
互联网中的老年媒介表征
年龄的意义并非是与生理进程的本质化简单对应，更是与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互动以及话语建构的结果。与老年相关的话语为人们规定了谈论老年群体的规则与框架，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老年人的身份和位置、如何理解老龄化的意义，同时还建构着老年人群的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和自我期待。在话语形成与作用的过程中，大众媒介（Popular Media）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将非媒介化的生活转化为媒介化的生活，全面介入了生命历程中的各个过程与变迁，重新定义代际差异，提供了基于年龄的规范性表征与活动，并赋予生活结构和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媒介化进程的深入，老年人群的媒介表征与形象问题在社会老年学领域逐渐从边缘位置走向中心地带。把握媒介表征的重要意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佐证：一是从实证结果来看，有许多学者在实验中发现了积极或消极的老年媒介呈现对于被试者的相关观念（如对于改变外貌的意愿、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心理状态（如心情）甚至生理机能（如记忆能力）的影响；二是从影响机制来看，格伯纳在电视媒介效果的考察中提出的培养理论认为，电视作为具有公共影响的故事讲述者，在多样化的公众中培养了对于现实的共同看法，在此过程中，刻板印象在电视有限的内容中被不断强化从而使得电视能够迅速引起观众的情感认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与社会认知理论也认为，人们会仿效其在社会环境中观察到的内容来塑造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老年人群的媒介呈现以及刻板印象产生的影响具有支撑其运行的技术与认知机制；三是从指示功能出发，有学者运用人类语言学生命力理论阐释了分析媒介表征的重要价值。这一理论基于某一人群的地位、人口统计学以及机构支持状况来评估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媒介呈现的把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其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状况。
1
从缺席到返场：
银发网红与媒介能见度
老年人群的媒介能见度（Visibility）是衡量老人能否被看见、被注意并积累一定注意力规模的重要表征。媒介能见度的高低源自个体或族群的社会地位差异，反映社会阶层划分，关乎媒体消费机会的贫富、获得媒体关注机会的贫富、获得不同类型媒体服务的贫富以及利用媒体表达族群利益和意愿机会的贫富。
然而，视觉文化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带来人们对于理想化的青春、健康与美丽身体的崇拜，加之商业逻辑正以不同的程度嵌入各类媒体，被认为缺乏吸引力、商业价值与社会关注度的老年人群普遍面临着媒介能见度不足的问题。
老年人群的媒介能见度不足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整体的呈现缺失以及族群内部的分布不均。学者陈勃等对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中人物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发现，60岁以上老年人物在所记录人物中所占比例远低于当时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老年人物在剧中的角色大多为配角或边缘角色。同时，老年角色的代表性不够充分，城市的、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受教育水平中等或以上的、社会阶层较高或身体偏健康的老年人物占大多数，对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人群缺乏关注。李成波等学者在对老年人相关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中发现，媒体对老年男性（61％）的呈现远多于老年女性（39％），然而参照当时的人口数据，老年女性人口数量却多于老年男性人口；二是对老年形象建构与呈现的苍白与单一，使其无法得到立体化展现，桎梏于刻板印象甚至污名化。如李瑛等学者在对纸媒的内容分析中发现，涉老新闻很少出现在重要版面，如潮流时尚、投资理财、体育科技等版面几乎从未出现，涉老新闻的传播仍然被圈定在固定的范围内，如医疗、保健、养生等。在家庭剧中，老年女性经常表现出脾气暴躁、蛮横顽固、情绪失控等消极形象特征。
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媒体机构已做出积极努力扭转话语方式，老年人群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被重新挖掘和声明。如《花样爷爷》《忘不了餐厅》《我们的师父》等银发综艺的热播为已有的老年媒介形象注入了全新的阐释。
银发网红现象的勃兴与发展，则是上述过程更为主动而显著的体现。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下，银发网红不再完全依赖和寄居于专业媒体机构的议程设置和有限的表达空间，而依托入口开放、影响力广泛的互联网内容平台这一全新场域，从相对被动的传播客体与被建构者，转型为充分进行自我呈现的主动传播者和积极行动者。一大批各具特色的银发网红在各大视频平台中成功开辟了广阔的能见度空间。
目前，银发网红实现在互联网环境中的自我表达与能见度突围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一是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学习新媒体传播技术掌控表达渠道，如策划、拍摄、直播、剪辑、上传等，如凭借广场舞走红的“龙姑姑”就在其个人抖音账号中上传自己的跳舞和自拍视频；二是借助他人的技术支持进行自我展示与呈现，其中以从家人处获得的代际支持为主，如“蔡昀恩”的账号主体就是其所记录的百岁奶奶喻泽琴的孙女，可见新媒体赋权下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群媒介能见度的重要意义；三是专业MCN机构对银发网红的发掘、包装与运营，如“淘气陈奶奶”“时尚奶奶团”“末那大叔”等制作精良的网红视频，都是专业化团队运营的结果。总结来看，无论通过哪一种途径，银发网红们在互联网空间中达成了传播技术与渠道可及，成为了参与式文化中的行动者，作为银发族群的文化权力争取与协商的先导，实现了老年人群数字媒介能见度的突围。这种突围具有双向性，不仅包括在互联网民间舆论场收获关注度与影响力的过程，还包括对官方媒体议程的渗透和参与，如CGTN报道了90岁老年UP主江敏慈拍摄制作视频向年轻一代分享人生经历的故事，“龙姑姑”“时尚奶奶团”等银发网红也被邀请至各大卫视的节目舞台，推动了老年人群媒介能见度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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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式文化影象：
多元话语策略下的老年身份协商
银发网红在互联网空间中正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镜像，这些文化镜像与老年刻板印象（既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既存在延续，也存在博弈。在身份表征层面，以“时尚奶奶团”为例，既包含对老年Up主族群的典型身份表征的展示（如银发、使用“奶奶”作为昵称等），也包含对于青春审美与时尚潮流的靠拢（如服饰、妆容以及对于美好身材的展示等）。在情境设置层面，既有视频聚焦于老年Up主族群的家庭属性，着重展示家庭成员互动，也有视频集中表现老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价值。在表达方式层面，质朴的纪实性与活泼的表演性风格并存，既有人展现长者与年轻人分享其学识积累与人生体验，又有人能够主动拥抱和融入青年文化，积极采用年轻化语态与活泼的表达方式进行自我呈现。总结来看，银发网红所勾勒出的互联网文化镜像整体呈现出拼贴式的风格。
拼贴是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意味着一套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逻辑”，仔细而精确地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的一分一毫加以整理、分类和定位，这种拼贴会反映、表达族群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让它们产生共鸣，这种文化中的成员可以借此看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得到保持和反映，拼贴者对一些重要话语形式的改写、颠覆和延伸，是传统与现实的杂烩以及多元文化的呈现。银发网红对于积极话语的延伸、衰退话语的抵抗以及对青年话语的借用共同构成液态融合的话语策略，共同塑造了当下银发网红文化的多元版图。
老年Up主族群的积极话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连的对于尊老、孝道的强调以及对其正面形象的刻画，二是积极老龄化语境中对于老年Up主族群生活质量、社会参与与社会贡献的关注，提倡“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有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老年持正面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经过长期的历练，应是最有人生智慧和道德修养的一群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其中儒家思想认为，老年人的美德和智慧常常体现于对年轻人的帮助和指导，而非仅仅追求个人成就，这种帮助首先体现在家庭内部而不限于家庭内部。积极话语既为银发网红与年轻人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公众对银发网红的接受与认可提供了土壤。“济公爷爷游本昌”就是延伸这一话语的银发网红的典型代表，在其发布的视频内容中，游本昌总以“亲爱的娃娃们”为开场，亲切和蔼地与粉丝分享“（三十）而已而立都不在年龄，关键是人有志则立”等人生哲学，传播温暖的“正能量”。这些视频已在抖音获赞1.1亿，在用户评论中，也多为用户表达对爷爷的喜爱、鼓励与问候。身为大学教授的知识分享型网红“戴建业老师”，在互联网平台中向公众普及和讲解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也体现了老年Up主族群中所蕴含的宝贵族群智能。
老年人的衰退话语催生了银发网红对于老年消极刻板印象的抵抗与协商，刷新公众关于老年的固有认知。衰退话语一方面体现在个体层面的身体叙事中，认为变老意味着生理机能与外表吸引力的下降，在强调“自由、快乐、享受和移动能力”的消费文化以及以形象为中心、以青春为衡量标准的视觉文化中尤为如此。另一方面体现为老年人群在社会意义上的衰退，在社会价值层面，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飞速发展使老年人群从社会中心退居到了边缘。在社会评价层面，老年人群在负面新闻中常被认为是孤单寂寞、晚景凄凉、蛮横无理、易受欺骗、被技术与时代抛弃的等，使其受到年龄偏见的影响，个体经历的多样性被忽视。作为对衰退话语的回应，抖音用户“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将个人简介设置为“年龄只是数字，我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关注我，告诉你我的冻龄秘诀”。在其发布的视频作品中，汪奶奶或穿着时装与高跟鞋进行自身年轻优雅形象的展现、或展示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或在与年轻人的交谈中温柔地给予人生建议，都体现了对现有消极老年刻板印象的挑战，也揭示了其对于消费文化意识形态既内化妥协又协商对抗的微妙张力。
银发网红的媒介呈现还伴随着对于青年话语资源与流行文化元素的借用。如“淘气陈奶奶”以翻跳视频平台中流行的“网红舞”为主要传播内容。“罗姑婆”则以拍摄表演性的土味搞笑小短片为主，如穿上白大褂表演“渣男鉴别大师”、带上墨镜与项链模仿“嘻哈导师”、或与“慕容铁蛋”和“黄埔铁牛”展开一场难以抉择的“偶像剧”式的爱情故事。时尚奶奶团则在B站推出《66岁白发奶奶挑战年轻人的100种生活方式》的系列视频，“小华奶奶”在视频中体验“穿JK制服过一天”“观看网红视频不心动挑战”等，在对青年文化的借用中获得广泛的关注与共鸣，实现自我呈现与观点表达。
二
生成机制：
银发网红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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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可供性：
个体需求的技术赋能
银发网红现象的崛起反映着老年Up主族群自我表达、自我实现以及社会资本积累的需求。个体进入生命历程中的老年期，往往需要经历从生产型角色向闲暇型角色的转换以及从社会中心与核心社会关系中的退场。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老年人在晚年时期普遍面临着大量的空闲时间以及社会互动与社会资本的压抑。老年学中的社会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具有和青年人大致相同的活动愿望，社会生活有助于帮助老年人重新认识自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弥补老人在社会参与中的弱势地位。银发网红与老年Up主们在通过视频社交软件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呈现的过程中，既在社会支持与社会认同中满足了自身的情感需求，同时也在与粉丝的互动中实现了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延展。如“龙姑姑”多次在其发布的视频中表达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结识新朋友以及获得粉丝鼓励的快乐。此外，部分银发网红积极进行自我呈现的动因不仅在于满足基本的社交需求，还在于其作为主动的文化参与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自身的再社会化。如喜爱表演的“淘气陈奶奶”，从机电技术员的岗位上退休后，被网红运营与孵化公司挖掘，“网红”成为了老人的第二份工作。
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为老年Up主族群的需求实现提供了可能。“可供性”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一方面指与人类有关的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只有通过特定的生命体相互关联才能实现。在银发网红传播实践中的媒介可供性，一方面体现为现有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社交平台为老年Up主族群实现自我呈现所提供的基础设施资源，另一方面体现为这些资源对于老年Up主族群的特殊意义。有学者将新媒体的可供性划分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在生产可供性层面，老年Up主族群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中实现了技术接入，掌握了自我表达与形象建构的主动权。入口的开放为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可见度不足的老年人群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短视频内容体量小、拍摄与制作简便的特点降低了老年Up主族群参与传播的技术门槛。在社交可供性层面，短视频社交平台一方面可以实现银发网红的表意传递，同时还可以实现银发网红与粉丝族群的连接与互动，在算法推荐以及平台间的关联机制中，银发网红所生产的优质内容还能够实现影响力的延展与内容变现。在移动可供性层面，移动智能手机使银发网红的自我呈现能够深入各类生活场景，既能实现内容制作后上传的异步传输，也能实现直播等同步传输，为网红族群的自我表达与形象建构提供自由度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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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
老年关切作为文化投射
银发网红的崛起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体现着特定时代背景中公众的内容需求与文化心理。
银发网红在同质化严重的青年语态文化信息流中，为公众提供了全新的审美选择。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红年龄分布多集中在80后、90后，80前网红仅占网红人数的7.6％。网红族群年龄结构整体偏向年轻化，意味着青春文化气质在短视频平台中的主导性地位。而银发网红们以其真诚、质朴、积极、洒脱的圈层气质，或者通过对刻板印象的颠覆，或者以老年人的身份与年轻人进行情感交流，为粉丝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体验。
银发网红获得广泛关注是公众中的普遍情感需求以及文化心理投射的结果。个体在家庭关系中与祖辈间的亲密体验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观念，使老年Up主族群极易激发粉丝的情感投入，而情感往往是社交媒体中最为关键的传播动能。许多粉丝在银发网红的留言区中评论表示银发网红使其联想到了自己的老年亲人。此外，银发网红作为当下理想化老年形象缺失现状的应对方案，成为年轻人自身的心理投射。“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表现出的美好体态，“小顽童爷爷”表现出的美满爱情，以及银发网红整体表现出的长寿、健康、积极、快乐的状态，都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普遍愿望。
此外，还有学者试图用消费文化的流行解释多元化老年媒介呈现的出现。消费文化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动摇了关于老年的负面刻板印象，即个体可以通过对自身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消费行为），收获自己想要的晚年生活。现有的银发网红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一文化心理。然而，当网红族群作为消费文化的体现时，消费文化所遮蔽的深层次因素（如健康、阶级、社会关系等）也应当得到考量和反思。
3
产业生态：
银发网红培育作为成熟价值链条
银发网红作为全新的流量增长点，兴起于成熟的短视频产业生态与网红经济的价值链条中。短视频产业以及网红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银发网红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坚实的市场基础、完备的运营手段以及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前景。
从短视频产业发展来看，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9.27亿，对于短视频内容的消费逐渐成为互联网用户的生活习惯，这些用户也成为了银发网红的潜在市场。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平台属性不断延展，短视频浏览、视频直播、商品展示、支付购买等操作都能够在平台中实现功能复合与简易连接，短视频＋植入广告、直播＋带货逐渐成为了用户习惯和熟知的消费模式，为银发网红的内容变现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与用户习惯培养。此外，面对短视频行业的激烈竞争以及内容同质化困境，银发网红作为有效的应对方案，成为了新的流量引擎。
从网红产业发展来看，银发网红崛起于2018-2019年，正值网红经济发展的规模上升期与模式成熟期。在市场规模层面，网红人数与粉丝规模持续保持双增长，网红经济市场规模以及变现能力也随之增强，为产业链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产业链条层面，网红经济已逐步形成成熟稳定的运营与变现模式，链条之中的媒体平台、MCN机构、电商、广告方、内容制作方等各机构的分工、连接与配合不断完善。作为网红经济核心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s）机构迅猛成长。MCN是具有内容制作能力、红人孵化能力、流量获取能力以及内容变现能力的组织。《2020年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显示，2015-2019年之间，MCN机构数量已从最初的160家迅速发展到如今突破20000家，近6成MCN机构营收规模达千万级。当作为新内容增长点的银发网红在传播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商业价值与市场认可度时，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与力量投入到银发网红的打造中来。
三
意义追问：
新图景的号角与新遮蔽的警钟
在宏观层面，银发网红的媒介突围是寻路代际融合文化图景的重要探索。CNNIC在2020年发布的两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3月-2020年6月期间，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由6.7％上升至10.3％。伴随着互联网向老年人群的加速渗透，老年人群的媒体融入以及代际交流逐渐成为显著议题。银发网红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进行自我呈现，使社交媒体场域中的代际主体及其文化镜像不断丰富，为代际间的相互认知与沟通创造了机遇和范本。
在中观层面，银发网红激活了银发产业经济蓝海，部分个体展现出巨大的市场带动能力与商业价值。以分享家常菜做法为主要传播内容的“陕西老乔”，既多次参与扶贫带货直播，同时也在电商平台中出售相关美食类商品，单品最高销量超过两万件。“爱穿高跟鞋的汪奶奶”的直播带货成绩也很可观，其中一场的商品成交额突破了五百万元。银发网红现象成为了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典型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银发网红的成功案例为重新思考老年人群的社会价值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在微观层面，银发网红的崛起是老年人群对其主体性与媒介形象进行重构的先导性尝试，是对老年文化能动性的再发现。主体性是社会构建的自我，老年主体性包含由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人际关系和社会评价等外在因素所形成的老年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身份39。银发网红面对媒介呈现不足与偏颇的困境，依托互联网空间主动进行自我表达，通过对积极话语中美好老年形象的维护与延伸，对衰退话语中消极刻板印象的协商和抵抗，并借用青年话语资源实现形象更新、自我表达以及影响力的延展，完成了一场颇具声量的能见度突围与身份宣示。在这一过程中，银发网红收获了社交需求的满足、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社会角色与身份的重构，同时建构出丰富的可选择的老年形象，重新书写与阐释变老的意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银发网红的崛起吹响媒介文化新图景的号角，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之时，其现象背后所遮蔽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从技术批判的维度出发，一方面，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拥有不同的内容偏向与算法推荐机制，银发网红的活动平台不同、所拍摄的视频内容不同、美学风格不同、所处社会情景不同，极易因平台差异而导致圈层区隔，从而造成对银发网红认知的“回声室”，这种区隔在城乡差异维度中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当算法推荐成为平台内容分发的主导方式，成熟的头部网红将成为流量与注意力的主要获得者，中腰部及以下网红或普通用户很难得到关注。此外，因低技术门槛而成为银发网红自我呈现主渠道的短视频平台，往往具有强娱乐属性与内容轻量化的特点，因此其是否能够成为老年人群进行深度自我表达的有效渠道仍然值得考量。
当老年Up主族群成为产业价值链中的环节和商业包装的结果，其商业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平衡以及媒介呈现的意义必定会发生相应变化。此外，目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银发网红仍然是少量有能力跨越数字鸿沟和进行自我表达的“先锋队”。对于不可见的大多数老年人群，导致其在媒介呈现中“隐身”的境况值得更加全面和持久的关注。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向研究”（项目号：19ZDA327）与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建全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A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炜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俣：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3期，原标题为《银发网红的网络实践与主体追寻——基于视频社交场景中的“老年Up主”族群研究》，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编辑|张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