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春节档上映的众多影片中，张艺谋所导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第二十条》令观众眼前一亮。片如其名，这部影片承载着对于刑法第二十条的解释与呈现的任务。它讲述了以检察官韩明、吕玲玲、郝秀萍等人物为主要线索，通过三个现实的社会法治困境问题，去引发观众对“情与法”的深度思考。而在影片叙事的过程中，人们对事件前后的态度变化以及个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善与恶

一、情法冲突中展现的现实法治困境

在《第二十条》中，张艺谋一反常态，并没有使用华丽的视听技巧，而是采用纪实的手法，来呈现这部影片。影片主要讲述了三个故事：校园欺凌案、公交车见义勇为案以及持刀反击杀人案。导演采用平行叙述的模式同时推进三个故事，通过恰到好处的节奏把握，展现人们在现实中的挣扎与抉择，向观众传递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核心主题。影片虽然讲述了三个故事，但共同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的界限，与现实中情与法的冲突带来的矛盾所导致的法治困境。

在校园欺凌案中，由于事件和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没有监控记录事件真相，而霸凌者们自然不会主动坦白真相，被霸凌者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普遍情况下很难有勇气去作证，再加上校方不想扩大事件，避免恶劣影响，这就导致司法机关在实际取证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有效的进展，进而还原事件本来的面貌;在公交车司机见义勇为案中，司机挺身而出去救被骚扰的女性，与校园欺凌不同的是，这次有监控记录了事件的全貌，任谁来看，这都是正义的行为，可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即使有社会舆论的施压，但碍于缺乏类似案件认定的经验，保守地判司机为故意伤害罪。影片中司机反复的上访，也只是想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还自己一个公平;在王永强案中，在客观事实上，王永强拿刀捅了刘文经二十六刀，两刀为致命伤。刘文经家属认为这是故意杀人罪，并且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刘文经对王永强及其妻子进行多次、长期的威胁，殴打，欺辱。这都是实际执法时需要考量的，可在片中，以田检为例的人们，他们只依靠之前的卷宗，忽视事件的具体情况，只想了了结案，敷衍了事。若非吕检察官的一再坚持，王永强只会落得故意杀人的罪名。

法律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是人民行为的最后一条红线，法律不是冷冰冰地印在法典上的文字，而是切实为人民服务和争取权益的工具。法不容情，但法不外乎人情。“法与情”是辩证的关系。法律最早是起源于习惯法，是由大家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构成，后面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成为至今最有效保证人民权益的手段。如片中末尾韩明所讲，法律是人民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是来自于人的，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法律应该，也必须维护人民的正当情感需求与诉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法律真正的为人民说话，人民才会自发的维护法律，形成良好的循环，营造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社会风气。但在目前的实际执法中，很多执法人员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官官相护或是恐吓威胁;也有的就像影片中的田检和李队，只想做好基础的工作，尽快结案，好给领导和社会一个交代。好尽快升职。这些事情和人都在切切实实的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普通老百姓不信法，使司法机关在人民中的公信力下降。

《第二十条》并没有用僵硬的法条去向大众呈现法律的意义，而是采用偏喜剧的叙述模式，用三个看似无关，实则密切相连的故事向观众传达法与情的关系。即在最后听证会上所传递给人们的:“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是对司法机关的提示，也是对那些只按照以往司法惯例判决的人的警醒。更是普通人希望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呐喊。

二、影片叙事进展中凸显的善与恶

纵观整个影片，韩明是典型的圆形人物，他作为一条线索，将其中的三个故事链接在一起。而韩明本人前后的转变，复杂的心理变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看到，韩明在上学时，也是社会上广泛认同的正义者身份。他为吕玲玲挺身而出的背后，不仅仅是爱慕，更是社会所提倡的，他自身所追求和相信的公平正义在驱使着他。但他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处分。可以说，他的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失去了更加光明的未来。时间将他心中的公平正义埋藏了起来。因此，在张贵生案件中，观众看到的是复杂的韩明，一方面，他不同意张贵生上访，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所以他一桢桢分析监控，告诉当事人哪里是见义勇为，哪里是故意伤害。但同时他又帮助张贵生找工作，让他能够继续生活。这就是社会中普通人会出现的矛盾点：理性追求的利和感性追求的善产生了冲突。韩明先后经历了郝秀萍跳楼，吕玲玲的真心吐露，最终在听证会上，有了慷慨激昂的一段陈述，与其说是韩明发生了由中立到善的转变，不如说是之前沉寂的心中的公平正义被重新唤醒了。他想继续去坚持内心的公平正义，给当年的自己，现在的王永强，以后的每一个人善良的人，给他们一个还愿意去相信法律的可能性。在听证会上，可以看到各种司法机关的相关人员，他们对韩明提出的想法进行反驳、质疑，他们所象征的就是社会上一些看似“公正”的人，他们做着本职的工作，不去多做一点事情；碰见事情，第一时间不是思考，而是下意识地反驳；遇到争取权利，挑战传统的人，他们嗤之以鼻。他们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真正的判断。正恰恰是他们自以为是的“公正”，正在滋生社会中的恶。只有多一些韩明这样的人，社会法治才会真正的进步。

在王永强案中，翻案的关键点，也是刺激韩明内在自我唤醒的关键事件就是郝秀萍的跳楼。在丈夫锒铛入狱，孩子生死未卜的情况下。绝望无助的她只能跑向楼顶，那时的她是不相信任何人的，也不相信这个社会。她用手语诉说着内心的无奈与绝望。话语无声，但却振聋发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社会和法律丧失信心的母亲，孩子的失踪成为压垮她最后的一根稻草。她说只有她死了，丈夫才能活。可悲的是，她跳下去以后，事情真的迎来了转机。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村子，之前不敢作证的人也出来带领警察找到了那把刀，村民们也出来指证，家属也招了。案情发生了逆转。但我们不妨想想，事情发生后，他们按部就班的生活，看着热闹，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事情危害到自身，他们才出来作证，否则，在整个案件中，他们都是隐身的，都是默不作声的。这种看似正常的，符合天性的行为，正在默默地催生着源源不断的恶。

三、结语

《第二十条》用较为轻松欢快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内核悲惨的故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复杂多变的人性，看到了情与法的冲突，看到了人们的自我矛盾与思考。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是韩明，都会是村民，这不仅仅是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国家与社会需要去反省的事情。只有真的做到了对公平正义的保障，社会上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韩明”。影片中提到：“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表面上是在说，第二十条这一法律条款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想要强调的是法律在社会中的普遍现实意义：法律需要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避免谁闹谁有理的错误观念。影片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价值观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中间没有，也不应该存在灰色地带。电影结束，但它提供给世人的思考价值却是长存的，希望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继续给大众带来正确的价值导向。

文/杨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