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传播:从个体记忆走向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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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9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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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人类保存与展示文物的场所,全社会参观和研究文物的地方。文物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遗存,以片段个别的方式承载着历史记忆,构成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和参观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记忆的凭据,文物的价值在于传递记忆、抵抗遗忘、见证文化、强化归属,帮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人是有记忆的动物,凭借记忆辨认人与世界,实现自我识别、集体定位、社会归属与文化认同。博物馆传播则是以博物馆为媒介,以文物为中心的一种传播形式;其作用在于融合个体记忆、发展社会记忆、传承历史记忆。

博物馆因文物而生,通过设置主题化时空,为观众集聚文物、为文物集聚观众,将片段个别的文物记忆联系起来,汇聚融合为相对系统完整的集体记忆,亦称公众记忆、社会记忆,继而进入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记忆。比如近期笔者所参观的位于江苏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就是通过诸多与运河相关的文物展陈,承载了中国人对大运河的家国记忆。其场馆形制的整体设计采用了古船造型,融入风帆元素,酷似运河边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轮;旁边辅以百米唐塔、祭祀天坛和远虹卧波式长廊。策展思路则围绕运河开凿、运河功用、运河舟楫、运河疏浚、运河监管、运河街肆、运河文化等专题逐次展开。馆藏文物主要为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石雕铁器、河道窑砖、银钱粮米、税目盐帮、陶瓷器具、丝锦绢布、武器工具、生活用品、古籍碑刻等等,各类展品合计万余件,支撑着中国运河的代表性博物馆,展开了一幅大运河历史文化的当代长卷。

通常情况下,作为具体的记忆载体,文物多以碎片化、个别化、偶然自在的形态存在,有点儿类似个人内心的个体记忆。其存在方式以分散性、偶然性为特点,只有通过主题化时空集聚和历史化专业编码,才有可能承载并见证特定时期人类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其时代内容、社会意义、发明创造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文物只有进入博物馆,才开始被正式纳入历史文化系统,由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进而形成拼图互补的历史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都是人类记忆,统一于承载记忆的文物和观众的内心,相互间是一种融合互动的关系。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是特定族群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博物馆传播是人们共享往事的过程,那么两种记忆融合互动、形成历史记忆,则是人们共享往事的成果。

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是收藏、研究和展示文物,通过文物的研究和展览,向公众传播个体与集体记忆,构建并延续历史记忆。在当下与过去相遇的主题展时空中,伴随着展台、灯光、标签和讲解,文物成为观众注意力的焦点,乃至思考和记忆的对象。正是通过文物,博物馆将人类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情感认知思考连缀缝合起来,借助展示与强调,将文物的意义融入当下观众的心灵,进而发挥博物馆的职能,将零散、个别、偶然的文物,还原为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系统化完整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所寄托的情感认知思考,还原为系统完整的历史记忆。

中国大运河(The Grand Canal of China)始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共三大部分、十段河道组成,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比较早、规模相对大、使用相当久的人工运河,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水道,并于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多哈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纵贯华北与江南,跨越地球十多个纬度,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京、津、冀、鲁、豫、徽、苏、浙8省27市58个遗产点联系起来,全长2700千米。

大运河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人类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有助于朝贡贸易突破地方割据,形成钱粮盐铁、绢丝陶瓷、官员军队的全国性统一输运,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统一、沿河城市的繁荣和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与长城、坎儿井并称古代三大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在这里,碎片式呈现与系统化展陈,使得大运河博物馆成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汇聚融合的专业场所,成为历史记忆构建形成、传播赓续的公共设施。当然,博物馆的职能不会仅仅停留于信息传递,而是必然要上升至意义分享,进入当代传播空间和代际赓续长河。正因为如此,以考古研究为基础的文物展陈,成为有思想有温度的结构化意义传播,体现着确切充实的历史方位感,要求得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

人的思想行为总是要接受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博物馆由此成为特定族群历史记忆的生产再生产基地。博物馆中的文物,除了特定的物理功能历史价值之外,兼具同等重要的文化信息、物证根据、意义象征作用。参观者怀揣敬畏之心注视着文物的形态、了解其由来、体会其功能、把握其意义,便情不自禁油然融入了族群的历史文化,并使之当下化生命化主体化,以此对抗现实存在的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遗忘。博物馆传播由此成为一种具身传播,体现全身心沉浸式特点。当代人乃至后来人置身其中,通过参观活动,见识文物、领会传统、接受教育,刷新认知、理解和记忆。博物馆由此引导人类从个体记忆走向集体记忆,形成并巩固着人类的族群意识和家国归属。

正是博物馆的传播机制,对主动自觉、有规划有意图的传播策略提出了要求。然而从实际出发,博物馆传播有必要遵循“一展一策”原则,适配博物馆展览的专门化细分式独特主题。具体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其传播策略或许还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实行五个深化,即深化主题的专一性、文物的个别性、展示的代入性、讲解的情理性、入场的灵活性。

所谓专一性,要求主题开掘更精深、展示角度更独到、角色功能更突出,具体深入运河开掘、运河科技、运河交通、运河监管、运河城市的特色优势,以及历朝历代运河整治、运河经济、运河体制、运河社会、运河文化的特殊性。当然,专一并非单一。或有必要引入运河主题的世界比较,努力形成自身馆藏的独特性、丰富性和馆际交往的国际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或许是避免跟风赶时髦,以多样化和经济性名义,大费周章地轮番上演自身并不擅长的非运河主题展。

所谓个别性,一方面是深化文物展品的独特意义和不可替代性,一方面是深化展示表达的精准有力、细节精到,避免重复、累赘现象发生。代入性指的是深化运河生产生活及其历史演变带给人们的切身感受。生产生活的主体是人,切身感受自然应当是人的切身感受。需要看到,目前运河文物展确实存在着重器物、轻人文,重整体、轻细节倾向。情理性指的是AI讲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文物与时代、与社会、与历史、与观众的联系,深化听说两侧的人性化融洽和情感互动。灵活性则建议是否可以将免费预约制,适当转化为分类收费制?公共设施来自税收投入,公众参观理应免费。然而博物馆一旦走红,势必成为大众涌入和商业化旅游盯牢的景点目标,演变为博物馆不堪承受之重。与此同时,场馆运营、人员补贴长期依赖公共开支,肯定会形成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进而因不可持续而影响博物馆品质。因此,根据观众人流的规模、属性、特点和需求,适当采取分类收费制,或可列为解决问题的一条备用思路。

(张敏,上海会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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