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时期高强度的农垦、超载的畜牧业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唐中期以后阴山南北难以兴起强大的游牧力量，而燕山南北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和各民族的共同开发，成为北方游牧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在游牧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同时，中原农耕王朝政治重心也由关中平原东移至洛阳、开封一带，农牧政权政治重心地缘格局形成“阴山—关中”“燕山—中原”两个前后相继的南北互动交融轴心。在这两个南北对应的交融轴心之下，历代王朝为实现兼跨农牧两大区域的“大一统”国家建构进行了长期探索。辽朝以后，处于农牧区交互地带的燕山南北，成为推动农牧区整合、实现“大一统”国家建构的关键区域。
关键词：游牧政权 阴山 燕山 地缘特征 南北整合
作者刘壮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P165—P183
责任编辑：徐鑫
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不难发现,唐以前北方草原政权兴起和经营的核心区在阴山南北，而唐以后兴起和经营的重点区域则在蒙古高原的东缘及东北地区。学术界有关中原农耕王朝都城东移问题已有充分探讨，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的东移问题，则尚未见专题研究。毛汉光、黄永年较早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毛汉光在1979年发表的《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中指出，唐末五代“国家重心移至关东，契丹成为中国最具威胁的外患，河北成为国防重心，魏博地区乃是汴梁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此与隋唐之际首号外患来自正北，以长安为政治中心者以关中为国防重心的形势，已不复相同”。该文的讨论范围，尚仅限于唐末五代政局和政治空间的变化。黄永年于1982年发表的《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表述更为完整，他指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原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的威胁即所谓‘边患’，前期多来自北方、西方，后期则多来自东北方。其转折一般都认为开始于五代时契丹阿保机、德光父子的南侵”。但该文重点讨论唐代河北藩镇兴亡原因，故而未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陈寅恪“关陇集团”、毛汉光“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及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核心区、中间区和边缘区“三层分区”理论基础上，鲁西奇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分别予以阐释。他认为，秦汉时期的核心区是从关中转移向“三河”，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在关陇、河东与河洛，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在汴洛与河北，而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则从草原转移至燕地。但其观点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集团组合、财富与经济资源集聚而成的“核心区”。李鸿宾也指出，唐宋王朝转替之际，是中国王朝空间地缘布局呈现出燕山南北取代“关中—阴山”成为王朝重心的变化。不过，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原地区，而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和二者形成的地缘空间特征，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历代王朝“大一统”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则未作深入揭示。
托马斯·巴菲尔德是较早对唐以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衰落、东北地区游牧力量兴起进行阐述的海外学者。他认为，维持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完整性所需的资源，只有中原地区才能够提供。唐以后西北地区距离中原核心区过于遥远，辽河流域及东北地区紧邻华北平原，更有利于从农耕区获取生存资源。这一观点缺少精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一方面，游牧族群获取农耕资源的途径并不具有唯一性，也非中原核心区才能提供。汉唐时期游牧社会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农耕经营，而草原政权中心东移后，其政权性质已非单一行国体制。辽金时期对农耕资源的依赖已退居次要地位，农牧区南北整合和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已上升为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另一方面，巴菲尔德的观点也存在一个逻辑悖论。中原王朝政治中心是农耕资源富集区，但其外围防御也最为坚固，非和平状态下游牧政权从中原地区获取农耕资源的成本远高于远离农耕王朝政治中心的地区。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围绕阴山南北展开的争夺，以及宋辽时期在燕云地区的激烈对抗，均让双方付出了极大代价。尽管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通常是对彼此政治中心的争夺，但并不意味着一方的政治中心会随着另一方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如东汉、北魏都城都曾东迁洛阳，阴山南北作为游牧政权政治中心的地位却并未因此发生改变。
此外，西方学术界习惯于将北方草原政权统称为“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但是唐以前的草原政权是游牧行国体制，而辽金时期农耕经济所占比重已远超游牧经济，政权性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然，单纯以“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来定性北方草原政权并不准确，且易导致陷入与农耕王朝“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因此，将唐以前的草原政权称为“游牧政权”，而将辽金西夏及元朝定性为“农牧复合政权”更为准确，也有助于澄清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厘清北方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移原因的基础上，分析农牧政权地缘格局转变与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
阴山中心的衰落
对游牧民族来说，游牧政权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广阔草场资源的支持。对于中原农耕王朝而言，同样需要依靠优质畜牧资源区维持马匹供应，以保障其在疆域内具备远距离的军事调度能力，从而巩固国家安全及稳固边防。农牧政权围绕阴山南北优质畜牧资源的争夺，导致汉唐时期该地区农牧业地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农耕区北推对畜牧业空间的挤压
战国末年，匈奴将蒙古草原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单于王庭“直代、云中”，阴山南北成为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秦统一后曾短暂控制过阴山地区，但匈奴仍掌控河西走廊。秦二世时，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重新占据阴山南北。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收复“河南地”，在其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以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随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此后，河西走廊成为农耕王朝统治区域，游牧政权畜牧资源空间大幅缩减。
汉朝将阴山南北及河西走廊纳入管辖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农垦活动。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元狩四年，又将“七十二万五千口”关东贫民徙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汉武帝先后迁徙近百万人口至北部边疆戍边屯垦。至西汉末期，河套地区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这一人口规模已超匈奴人口总数。除移民开垦外，汉朝还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同时汉朝在西北地区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定襄郡开凿有“白渠”，朔方郡“东径沃野县故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银川平原灌溉面积达50万亩左右。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农垦经营直到东汉中后期才衰落，而河套平原、宁夏平原等农垦区则基本成为永久性农耕区，深刻改变了阴山南北农牧业地理格局。
汉宣帝时，汉匈关系缓和。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款五原塞”；次年，呼韩邪单于来长安朝见汉宣帝，并自请“留居光禄塞下（五原郡北）”。然而，此时阴山南北地区聚集了众多农耕和游牧人口，其中不仅有自汉武帝以来被安置的匈奴“降侯”部众，还有大量中原移民在此定居生活。这种情况导致畜牧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缓解匈奴经济困难，甘露三年，宣帝令“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即位初，呼韩邪“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不过，这依然未能解决匈奴生存资源匮乏问题。永光元年（前43），匈奴呼韩邪所部“民众益盛”，游牧射猎困难，于是又北归漠北王庭。由此可见，农牧业地理格局的变化，已经对游牧族群生存构成严重挑战。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阴山南北畜牧业得到较大程度恢复。东汉初年南匈奴内附，汉朝“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后又诏命“听南单于入居云中”。东汉中后期，西北边塞守军不断内撤，大批匈奴、羌人、乌桓及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涌入陇右陕北一带。据谭其骧估计，内迁的游牧部族人口有百万之众。游牧人口的南迁并未使汉代农垦区全部恢复为牧区。农牧文化的交融，已使游牧民族充分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河西武威王秃发利鹿孤安国将军鍮勿仑曾说：“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他认为，行国体制难以确保政权稳固，主张“处晋民于城郭”，融合农牧文化方是长久立国之策。
源出东北的拓跋鲜卑，在西迁到阴山南北后已经开始利用农耕，逐渐由游牧迁徙向农耕邑居转型。北魏立国后，道武帝拓跋珪就曾“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鼓励农耕经营；登国六年（391）九月，拓跋珪突袭五原直力鞮时曾“收其积谷”，说明匈奴铁弗部仍在五原地区进行农耕经营；登国九年春三月，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太元二十年（395）七月，“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均表明五原郡农垦规模依然相当可观。
北魏迁都平城后，向平城周边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以充京师”；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拓跋珪给迁徙而来的农耕移民分配耕牛，“计口受田”，农耕经济得到快速恢复，阴山南北的农耕区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隋唐时期，农耕区再次大幅北扩。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隋炀帝时，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武则天时，郭元振屯田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娄师德屯田于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唐宪宗元和年间，河套地区屯田面积达8800余顷。唐代农耕区的北界在西汉基础上大幅往北推移，畜牧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二）农牧业经营及沙漠面积扩大
两汉时期在西北地区高强度的农垦活动，使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东汉以后，边民内迁，导致阴山南北垦区废弃。这些荒废农田的表土受干旱气候和强烈风蚀的影响，遂成流沙。黄银洲等人通过野外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及运用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对鄂尔多斯高原 168 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秦汉遗址的密集分布区主要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
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农耕人口内迁，农牧分界线大体与战国后期一致，次生灌木丛和草原又替代了栽培植物。生态环境改善，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赫连勃勃即因无定河上游“临广泽而带清流”而建都统万城。然而，畜牧业生存环境并未得到持续改善。据赵淑贞等人对北魏攻克大夏国都统万城时俘获的牲畜数量估算，今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每平方千米载畜量达125.5头（只），而1981年陕北经济区每平方千米130.0头（只）的载畜量已导致草场长期超载。艾冲也指出，毛乌素沙地初期成因是从唐贞观至天宝年间长期过度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所致。
北朝以后阴山南北土地沙漠化趋势并未因畜牧业恢复发生根本性逆转。北魏时期，毛乌素沙地已有风成沙丘，鄂尔多斯高原上呈现沙草并存的荒漠—荒漠草原景观，牧民和载畜量由北向南增多，东南缘最为集中。原朔方郡北部沙漠也在不断扩大，“南河、北河（当时黄河流经朔方郡治临戎县城北，分为南北两支）及安阳县（西汉置，属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南）以南，悉沙阜耳”，朔方郡北部至五原郡安阳县以南地区已经变成了沙丘，因此有“朔方郡北移沙七所”的说法。唐中后期，陕北榆林无定河上游“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自然景观早已不见。中唐诗人李益诗中有“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中晚唐文学家沈亚之《夏平》：“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晚唐诗人许裳也说“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至此，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及陕北榆林之间的毛乌素沙地已基本形成。
北朝时期，库布齐沙漠也在不断扩张。位于今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中北部弱水下游的居延地区，在汉代是重要的农垦区，但到了公元 5—6 世纪时，古居延城以东的地区已经全部沙漠化。到唐末，库布齐沙漠分布范围已扩展至“西限黄河、北临黄河南支河道、东达今杭锦旗北部的毛布拉格孔兑沟之西侧、南缘在今杭锦旗巴彦乌素镇乌顶布拉村、门根村至摩仁河下游之北”，表明库布齐沙漠此时也已大致形成。
综上所述，汉代以后阴山南北出现大量永久性农区，同时沙漠景观不断扩大，导致该地区优质草原牧场大幅减少。由于畜牧业生存空间减少和草地生产力下降，阴山南北已难以支撑强大游牧力量的兴起，游牧政权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必然。
……
结语
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对优质畜牧资源的争夺，导致阴山南北农牧业反复更替。农耕区不断向北推移和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使得唐中期以后阴山南北难以再支撑强大游牧力量的兴起。唐朝中期以后，经过各民族一百多年的共同经营，燕山南北最终取代阴山南北，成为唐以后草原政权兴起和经营的核心区域。辽金等政权由单一游牧行国体制转变为农牧复合体国家，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进入新的阶段。
以唐末五代为界，农牧政权之间形成了“阴山—关中”“燕山—中原”两个前后相继的南北互动交融轴心。不过，前后两个阶段农牧政权地缘格局形成的逻辑基础及内涵却完全不同。秦汉时期，“阴山—关中”的地缘格局，是农牧资源富集区在地域上的耦合。东汉以后，“阴山—关中”格局得以延续的逻辑基础已经转变为中原农耕王朝出于国家安全和畜牧资源需求的考虑。以“燕山—中原”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形成的主因则是农牧双方对于中国“正统”地位的争夺，而资源争夺则退居次要地位。在不同农牧地缘格局之下，农牧政权为实现南北整合进行了长期探索，最终燕山南北成为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演进的关键区域。当然，中国历代农牧政权的空间结构和政权建构方式是多样的，在本文主旨外尚有诸多课题需要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古代中国农牧政权南北地缘格局的论述，并非强调农牧“二元”对立，也不是要讨论不同文明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是唐以前“阴山—关中”为轴心的农牧地缘格局，还是唐以后“燕山—中原”格局，均是农牧政权推动“大一统”国家实践的外在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政权均有机会获得中国“正统”，均存在对中华文明的一致认同和对中国“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正是在共同的政治追求和对中华文明的一致认同下，才会出现农牧政权对兼跨农牧区“大一统”国家的持续追求。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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