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0期P15—P16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原题《从人机对话到人机交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哲学反思》，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5期

语言与智能关系紧密，某种意义上，机器是否能像人一样说话，意味着机器是否有智能。1950年，图灵提出的“模仿游戏”实质上就是将“机器能思考”等同于“机器能像人一样说话，并且能与人对话”。因此，“言说”进而“对话”，就应是人工“智能”的应有之义。不仅是学理上，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要代替人进行工作，也必须能够听人指令、与人对话，所以，人机对话乃至于人机交往，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征途上至为重要的阶段。在人机对话中，表面上机器与人类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媒介，即人类语言，但其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行为哲学的角度来看，对话不仅仅包括语言媒介，还包括言说、传达、理解语言的行为。因此，我们理解机器语言和人类语言的不同，就不能仅从作为媒介的语言出发，还需要从不同表述者（人和机器）的语言行为出发。

从媒介层面来看，机器语言与人类语言没有区别，使用的都是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语言符号系统。正是因为这种同一性，使得机器与人可以交流。但是究其行为实质，机器语言始终都只是对人类语言的模拟。从行为哲学角度来看，机器只是在生产语言，而不是在言说。语言只是作为一种生产线上被拆解的符号零件，又被重新组装起来。大规模语言模型则是将生产提升至了智能生成的层面，通过统计上的概率，将联系更加紧密的词语组合起来。因此，当我们与ChatGPT对话时，它们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对话，也没有情感可以表达，更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实质上都是指令与信息的传递，不包含任何言说的其他功能。既然如此，人们就无法在人机对话中真正实现言说的真理性和存在性。海德格尔早就指出，信号的语言不是真正的语言。人机对话中的语言，其实就是信号（指令）的传递与响应，只不过人们忽略了语言的言语行为，只看到信号的语言化外观，并可能会将这种信号发出的代理（即机器）误以为是人类。信号与语言外观拟合度越高，人们的这种错误推类就更为明显。从机器视角来看，语言只不过是一群在坐标轴上呈现规律分布的点而已。既然机器语言只是信号，人们从与机器的对话中寻求其他的情感、文化和价值就是缘木求鱼，只能以一种虚假的语言商品形式来虚假满足了。机器语言和人类语言之间的关系从技术上看是拟合关系，从社会机制上来看是生产关系，因此，人机对话必须从技术与生产的双重特性上理解，而不能作简单的类比和移情。

人机对话并非一种正常的对话交往模式，因为这种对话是单向的，机器只接受指令并完成任务，并没有提出反对、修正、讨价还价等行为，也不能有任何情绪体验和价值判断。而人类交往对话则是双向的，通过对话双方的互相交流、妥协，以及阐释的各种价值结构，使得情感、价值能够双向流动，并将对话引向更进一步的行为。这也是哈贝马斯如此重视语言作为“交往行为”媒介的原因。

从技术上来看，人机对话是为了提升人机交互水平，然而实际上，人机对话蕴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契机——实现人机交往。之所以说是交往而非交互，是因为交互只是一种纯技术关系，而交往蕴含着一种平等和理性的价值。人工智能的定位使得其不会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目前来看，它可以成为一种行为代理，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性和不可控性，而未来AGI和SGI的出现，将使它能成为除了人类之外的第二种智能主体。因此，仅仅从技术层面的人机交互来看待人机关系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上升到人机交往层面来重新审视人机关系。

在哈贝马斯的描述中，交往活动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因为交往活动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主体之间的活动。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一种机器主体成为可能，机器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也成了值得思考的事。虽然，从人类中心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想也不应该让机器成为另一个主体。然而，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文化的角度，人都必须去面对机器主体这种可能性。技术上而言，人类已经无法完全了解并控制人工智能的所有部分。而且，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具有智能，而智能与意识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从文化上来看，机器主体是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后人类学者认为：“机器的自动生成意味着技术是后人类中心论的一个场所，或者说是许多可能世界的门槛。”一味地压制智能机器、试图抹杀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主奴关系产生。如此，我们必须正视人机交往、人机平等的可能，并将这种平等和交往理性作为文化标准植入机器。具体而言，人机交往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我们不能仅仅将机器语言与人类语言的互动看作简单的语义互动，而是要将人机对话视作走向人机交往的关键行为。人机对话中重要的不是简单的语词指称，而是对话这一行为如何影响人类与机器的关系。目前的人机对话中机器与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机器语言的生产依赖于人类的需要。但机器语言正尝试获得更大的自主性，有专家指出未来机器语言应当具备的基本属性是自发性、灵活性以及语义可交流性。他们尝试通过多个智能体直接互动来生成彼此理解的语言，这种探索背后暗含着机器语言生产的全新可能性。机器可以与机器对话并自动生成语言，这将促使人机对话中机器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进一步的人机交往成为可能。需要承认，这种提高并不能让人机对话双方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人机交往的展开，在人人对话中也存在大量地位不平等的事实。所以重要的并非地位的差异，而是交往是否能够展开。

其次，要从语言互动到全方位互动。推进人机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互动能力的提高，人机对话正从语言互动走向全方位互动。从ChatGPT到Midjourney再到SORA，今天的人机对话越来越不满足于简单的文本互动。社会学家布鲁默指出，人与人互动的独特性在于人类通过符号对彼此的行为进行解释，进一步构建起新的行为与关系。人机对话作为一种人与机器的互动需要人们解释机器的某些“行动”，例如生成内容、生成时间、调整能力等，而这将会构造出人与机器的全新关系。又由于语言作为沟通媒介的特殊性，这种关系不同于传统的人与物的主客二分关系，而是一种超“人类中心”的人与技术的交往合作关系。

最后，人机交往意味着人机融合的全面展开，而人机融合的需求是人类对自身缺陷不满所带来的本质需求。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用来弥补人类的原初性缺陷的，爱比米修斯在分配“属性”时，忘记了给人留下一个属性，所以人必须依靠技术来使自身存在。这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异质主体，而是始终互相渗透的共生关系。因此人机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机融合的不断深化。人机融合并非简单的人与机器的物理融合，也不仅仅是类似脑机接口的智力融合。人机融合涵盖以上二者，其实质是人类与机器互动共生，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中，都始终与机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机器装备、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都可以视作人机融合的不同表现，由于各自技术发展的限制，使得现阶段人机融合的程度较低。随着人机对话不断走向人机交往，人机融合程度势必不断加深，进而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目前在人机对话的技术应用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对话中会出现的各种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并正通过制定伦理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免责声明等方式来降低这些问题的出现概率和风险。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只有将人机对话纳入人机关系以及人机交往的语境中，人们才可能会虑及机器语言潜藏的风险——异化、控制，以及理解机器语言背后的资本生产的实质。人机交往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未来人机形态，将人人主体交往的问题扩展到人与非人交往的、更为广阔的层面，这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人类之间的摩擦和内卷，引导人们关注机器和其他非人客体对于人类的影响。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人类如何在它们的观照下反思自身的特性，如何团结起来去迎接更大的社会挑战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