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0期P21-P2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摘自《西北师大学报》2024年5期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郑杭生先生可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法
在生活世界和学术界中为学科“立法”，是学科元理论的重要任务。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其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政府、学术界和学科内部三个层面的认可。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郑杭生先生领导逐步完成的。
一是明确维护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特征。郑杭生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基本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郑杭生先生强调，革命批判性形态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性、预备性形态，维护建设性形态才是主要形态，是本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未来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建立和发展这种维护建设形态的社会学。这一观点突破了孔德的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和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的两分法，也打破了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分别开创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社会学传统这一西方社会学叙事，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性与建设性的辩证关系，促使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是发展动力”这两个基本前提下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价值。从生活世界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论是对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两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从学术界看，两种形态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赢得了合法性空间。
二是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维护建设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急需解决的社会学元问题之一。郑杭生先生主张，对这一元问题的界定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从中国自古就有的群学传统出发。他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研究对象的提出，既是郑杭生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努力，也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的具体表现形态。
三是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史、论、法”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学科史，既是对学科发展历程的权威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现在的学科并指引着学科发展的方向。郑杭生先生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学存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着重分析了旧中国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引入社会学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办和主导的社会学学科发展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农民问题分析、农村社会调查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工作共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学科史基础。
四是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典范教材。郑杭生先生编著了一系列经典教材。其中，《社会学概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材的典范之作。教材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这部教材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
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杭生先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是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立场。郑杭生先生提出，“实事求是”的说法比“价值中立”更能体现一种行之有效的、与科学精神一致的社会学方法，它是社会学家进行“价值选择”的前提。这种彻底摆脱价值中立魔咒的人民立场表明，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完全的价值中立，要树立“民之所需我之所向”的价值立场，将个体的知识创造热情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变迁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实现人生价值，但是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并不代表着社会学者就是被动的、机械的接受者。郑杭生先生强调，社会学者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在进行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时，通过反思批判的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才是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学术立场。
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郑杭生先生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融入主客体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互构的认识原则，认为必须在逻辑上把“个人”和“社会”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从而避免讨论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争，最终陷入不可解的“本体论困境”。社会互构是以元问题的两大事实——个人和社会——“已经在那里”和“同时并存”为前提而开展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目标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理解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现代性特征，阐释在时代洪流中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动态结构关系的不断展开和变迁的过程。
三是基于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社会互构而展开的认识逻辑，必须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在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开展“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时，郑杭生教授把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总结为“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正是因为有着“顶天立地”的学术精神，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他才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对于中国社会实践有着系统和科学的认知，才能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界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为走出学科困境，郑杭生先生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初步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一是提炼对中国社会实践有解释力的基本概念。概念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石。郑杭生先生受到严复的启发并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运行概念群。并且在这一概念群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社会转型概念群、社会互构概念群。
二是提出极具共识性的理论假设。郑杭生先生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为这一学科发展提供了几个极具共识性的理论假设。第一，社会转型假设。“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一假设是由郑杭生先生首先提出的。经过多年发展，“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框架性假设。第二，新型现代性假设。经过20多年的理论检验与实践发展，尤其是受旧式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刺激，郑杭生先生和杨敏老师等提出“新型现代性”假设，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尝试性回答。第三，社会互构假设。郑杭生先生认为，个人与社会相互嵌入，在嵌入中互构。“嵌入”表达了个人与社会紧密相连、融汇共存的状态；“互构”则表达了个人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
三是形成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命题。回答“时代之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命题的实践基础，是应当着力寻找、洞察和提炼的实践对象。郑杭生先生提出了众多的研究命题。譬如，基于社会转型的概念群和基本假设，郑杭生先生提出相应的研究命题：当代中国正在从社会阶级结构向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中国社会部门结构转型迅速但仍相对滞后，“该大的还没有足够大，该小的还没有足够小”；中国社会转型所追求实现的是“互构共生”的现代社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