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分决定，大概什么时候下来啊？”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易飞飞悄悄问道。因为分管的社会救助股出了问题，大半年来他一直惴惴不安。这次配合九江市委巡察组调研，看到同行的县纪委监委领导，顺便又问了一句。

就在易飞飞等处分“靴子”落地期间，九江市按照上级部署开始整治社会救助“人情保”“关系保”问题。而都昌县民政局的日常整治工作，由易飞飞负责。随着专项整治深入开展，不仅业务问题，民政系统长期存在的“惯性职业病”也得到纠治。易飞飞的心态更是从委屈不解变成了主动认账。“真正读懂了什么是‘一岗双责’，知道自己不仅是副局长，更是党组成员。”

599名临时救助对象，多人不符合条件

时间回到年初2月，都昌县查处了一起民政系统“小官大贪”的典型案件——高文波案。作为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负责人的高文波，于2月26日被都昌县监委立案调查。

这时候，都昌县中馆镇小河村的村民汪际楠过得更加难熬。为了治疗直肠癌，走上小康的家庭又返回了贫困状态。

得病前，汪际楠一家在村里算是中等。他会干漆工，有活的时候一天能赚两三百块，加上妻子打工，陆陆续续攒了一些钱，大儿子顺利工作，小儿子上了职高，家里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生病后，汪际楠没法出去干活，妻子也得回来照顾，家里一下子没了收入。一次次化疗和手术，很快掏空了本就不多的积蓄，一度连小儿子每月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不得不借钱救急。联系汪际楠的村干部回忆，“当时看他那种状态，就像天塌了一样”。

在九江，像汪际楠这样需要救助的对象不在少数。作为江西省的人口大市，九江仅低保、特困人员就有18.92万人，此外近年来年均实施临时救助1.5万人（次），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高达13.6亿元。

巨额资金背后，往往潜藏腐败风险。把风险揭露出来、消除下去，是整治社会救助领域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之一。“高文波案发之前，全市民政领域也处分过一些人，但问题都不是很大。”九江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主任梅中华介绍，“我们最初判断，民政系统一定程度存在救助对象认定不精准、资金发放不规范等问题，但背后腐败和作风问题有多少，心里并没有底。”

4月，江西省纪委监委将弱势群众补贴发放作为项目化推进集中整治内容之一，重点整治社会救助“人情保”“关系保”问题。随着专项整治的深入开展，九江市在对全市弱势群众补贴发放问题的排查过程中，不仅发现仍存在优亲厚友、虚报冒领情况，梳理出一些“靠救济吃救济”问题，还挖出了把救助资金当成个人敛财产业的违法行为。

以临时救助为例，九江排查了2022年—2023年的599名救助对象发放情况，发现有103人不符合条件。其中，不少人与高文波案件有关。

早在2016年1月，为了答谢人情，高文波违规给都昌县大树乡牡丹村村民赵某某办理了几次临时救助。尝到甜头后的赵某某主动表示，以后不论高文波帮其解决多少临时救助金，他都拿出三分之一返给高文波。“协议”就此达成，赵某某成了高文波权力变现的“下线”。

就这样，高文波把临时救助发放运作成了个人“生意”，从赵某某处分得20余万元。后来查实，经高文波之手办理的临时救助中，有一多半不符合条件。

不只临时救助，也不只高文波，全市民政系统在排查中发现，由于日常摸排不到位、信息掌握不及时，低保“应退不退”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以汪际楠所在的小河村为例，今年以来已清退15个低保户。而为了骗取特困人员失能护理补贴，个别民政干部甚至勾结第三方公司凭空增加了一批“失能老人”。

事实上，无论是低保、临时救助，还是特困人员失能护理补贴发放，都有具体的操作规范，每笔资金发放都有严格审批程序。为什么还会发生大面积认定不精准、发放不规范现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该怎么查、如何治？这些都需要专项整治及时作出解答。像汪际楠这样亟待救助的困难群众，对此更是关心。

高文波案审判现场。 李梦雨/摄

查要查深查透，既找“业务病”也把“责任关”

由于案情复杂、发案时间久、涉案人员多，高文波案直到7月才移送至司法机关。

“该案涉及全县20多个乡镇、近200个行政村，占全县乡、村总数的70%以上。”全程参与办案的都昌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沈志胜介绍，“光外查对象就有460多人”。

下大力气把腐败案件查深查透，是为了找准社会救助补贴发放问题的表现和根源。随着案件调查深入，高文波潜藏已久的违法行为逐渐暴露了出来。

“高文波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了极致”，沈志胜向记者感慨。除了低保不归他管，高文波经手的各项社会救助，几乎都成了他的“财路”。甚至一些本来没有漏洞可钻的业务，高文波都能无中生有从中“生财”。

以办理精简退职补贴为例，高文波用的就是冒名顶替的手法。所谓精简退职补贴，是指为了救助20世纪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退职还乡职工所发放的生活救助。时至今日，这些补贴对象年龄应该都在80岁以上。而每当补贴发放名单中有老人去世时，高文波都会在分管领导审批后用别人顶替。沈志胜向记者介绍：“高文波的胆子特别大，名单中竟然出现了65岁的人。”

手里拿着“民政碗”，心里装着“生意经”，高文波的违法事实触目惊心。他将救助指标明码标价“批发”给“下线”，由“下线”落实到亲友名下，再以“蚂蚁搬家”方式从中“分红”，或逐人逐户收取好处费、感谢费。以此手法，高文波作案上百次，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

“这个案子之所以发案时间特别长，一方面是高文波想方设法规避监管，另一方面反映出都昌县民政局相关领导把关不认真、审核不走心，”沈志胜说道，“归根结底，就是责任问题。”

仍以临时救助为例，按规定一个家庭（个人）同一事由原则上一年内只能申请一次，但高文波办理的临时救助中，存在大量一年多次发放情况；在精简退职补贴发放方面，按规定每年需把发放名单与死亡名单进行核对；在特困人员失能护理补贴发放方面，高文波办理的业务中有大量异地护理情况，这也是规定坚决不允许的。此外，高文波办理的救助事项中，还有一些公章造假、笔迹相同的情况。沈志胜说道，“审核中但凡稍微留心，这些会被一眼发现”。

事实上，高文波的违法行为也不是没有端倪。2019年，分管高文波的时任副局长就接到过关于高文波虚构民政项目骗取钱财的情况反映，但他仅作了谈话提醒，没核查具体情况，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也没向局党组报告。

不仅如此，都昌县民政局早先就出过类似问题。2020年7月，一名副局长因违规帮助亲属办理低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作组织处理，九江市纪委监委将该案向全市作了通报。但都昌县民政局没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没有认真开展以案促改，也没有彻查是否存在其它同类问题。

“这个单位平常很少开会，要开也是业务会。”沈志胜讲道，高文波案充分暴露出，都昌县民政局的几届领导班子都把自己当作单纯的业务领导，存在严重的重业务、轻党建错误倾向。

正因为如此，置身其中的易飞飞得知自己会被问责处理时，思想上有许多想不通，甚至觉得非常委屈。

事后查实，高文波的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前任副局长任内。易飞飞接手后，针对临时救助申请流程混乱等问题，还主动作了规范。“包括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和失能护理等工作，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易飞飞介绍，之前高文波都是聘请第三方公司做有关业务，不仅运营成本高，而且公司不在都昌，遇上事找不到人。针对高文波在与公司续约方面的异常主动表现，易飞飞担心背后存在利益输送，推动由乡镇负责自理能力评估并聘请护理人员。“想着自己做了这么多纠偏改错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受处分”，易飞飞当时很是不解。

直到高文波案情陆续披露，特别是办案人员多次谈话后，易飞飞才认识到，自己经手审批的业务也存在问题，以前对“责任”的理解明显“小”了。“说白了，以前改的都是业务问题，没有查改背后的责任问题和作风问题。”易飞飞反思，如果当时把高文波的问题线索向局党组或者派驻纪检监察组反映，自己也许就不会受这个处分。

“其实民政系统本身有很多管理制度，各项业务基本上都有规范流程，落实到位绝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沈志胜向记者讲道，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人管好，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

不止都昌，专项整治发现九江民政系统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轻党建问题，导致管党治党责任弱化虚化。“像错发精简退职补贴、多发低保救助等业务问题，很多地方以前都是一退了之，对背后的责任问题不管不问，”梅中华向记者感叹，“责任关把不住，‘ 惯性职业病’就会反复发作。每次都搞‘下不为例’，问题一定会继续发生。”

专项整治中，针对失职失责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都昌县民政局3任局长和3任分管副局长先后都受到了处分。而从九江全市来看，截至11月20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已受理处置民政系统问题线索342件，立案290件292人，其中，社会救助领域264件，立案221人，占比83.71%。

九江市开展系列惠民文体活动振奋人心、温暖民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张驰/摄

改要动真碰硬，纪委监委“帮忙也是监督”

问题因责任缺失产生，整改就从传导责任入手。

专项整治开始不久，九江市民政局向市纪委监委移送了第一批自查问题线索。而已经被留置近2个月的高文波，仍被作为问题线索列入其中。

对这种“凑数式”的线索报送，九江市态度鲜明。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批示“请先约谈民政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潮随即约谈了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这次谈话是以政治谈话形式开展的，先宣读谈话纪律，再通报有关问题，整个过程非常严肃。”梅中华回忆道，这次谈话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凑数”背后的责任，还指出了一些市民政局应当发现却没有发现的问题。

一次约谈，让市民政局党组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但习惯了“就业务改业务”的市民政局，在整改上一时还找不准具体抓手。

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一周内，九江市民政局就拿出来自己的整治方案初稿。“拿到初稿一看，我们就觉得仍没有从责任上看问题，大多还是就业务谈业务。”在梅中华看来，这个方案更多强调业务方面的普遍性、常规性问题，需要查什么改什么并不明确，所以立刻要求修改。

压力再次给到市民政局，而监督联系民政局的第六监督检查室也并没有置身事外。

“这个方案前后修改了7稿，每次都是市纪委监委六室和驻局纪检监察组的同志面对面指导，”市民政局专项整治办公室的吉枫回忆道，“很多地方都在引导局党组如何从责任上看问题，怎样从根本上改问题。”

修改方案的过程，就是提高认识的过程。认识上去了，专项整治立刻打开了局面。截至11月，全市民政领域不仅排查出448个业务问题，还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了144件问题线索。梅中华向记者介绍，市民政局后来报送的线索质量就很高，“144件中立案84件，成案率58.3%”。

“专项整治前期进展比较慢，中后期工作明显加快”，今年5月刚调任市民政局副局长的陈静向记者介绍，有了纪委监委的指导和帮助，整治工作更加聚焦、更有力度。

来民政局之前，陈静曾任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当时，市纪委监委在协调政务服务事项统一进驻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上，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对于不熟悉纪委工作的同志来说，很多人认为纪委就是办案子的，其实我们大多数工作都是推动解决问题。”梅中华向记者介绍，“对于我们来说，帮忙也是监督”。

拿低保清退工作来说，一直以来是九江市民政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专项整治以来，九江市纪委监委不仅着力压实市民政局的主体责任，还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层层发力，把压力传导到乡镇神经末梢。对于清退工作行动较慢的，纪检监察机关会直插一线进行督导。“如果纪委监委发现了而民政自己没有发现，那就是失职失责。”梅中华向记者介绍，几轮督导下来，不仅市县民政局责任上肩，各个乡镇民政工作的效率也明显提升。今年7月，汪际楠所在的都昌县中馆镇专门成立了三个低保复核小组，驻村核查，逐户上门，一个月就清退了24人。

在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帮助下，以前挂在墙上的制度落到了实处，一些有效管用的制度也随即出台。比如为解决此前比较突出的优亲厚友问题，市纪委监委就推动出台了《社会救助经办等人员近亲属纳入社会救助备案制度》。截至11月13日，全市已纳入备案1828户2842人，其中已清退51 户83人。而类似这样直击问题的制度文件，九江市县两级已经出台了15个。

传导压力、推动整治的过程，也是干部受教育的过程。高文波刚被带走时，易飞飞一度“压力山大”。短短一个多月，整个人瘦了10斤。“当时经常失眠，成宿睡不着觉”，易飞飞回忆道。

办案过程中，纪委监委的同志多次和易飞飞谈话，既了解业务监管情况，也给他做思想工作。“把该说的话都跟组织说清楚，心里的结也慢慢打开了。”易飞飞讲道，大概从7月开始，睡觉安稳了许多，一个多月又长回了10斤。

庐山市纪检监察干部向村民了解社会救助补贴发放情况。 李乐影/摄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谁符合条件谁得

汪际楠没想到，办理低保后，医保报销比例提高了许多。此前第一次手术只报销了65%，有了低保后第二次手术报销了80%多。

他更没想到的是，今年7月，镇上的民政干事赵益萍主动帮他申请了临时救助。因为平时不关心社会救助工作，汪际楠并不知道还有这个救助，更不知道自己符合条件。在大数据排查过程中，赵益萍发现汪际楠仍有大额自付医疗费用，就和村干部一起上门核实，之后帮汪际楠提交了申请。汪际楠谈道，“整个过程，我自己没跑一步路”。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专项整治在办实事方面效果立显。“以前上级民政部门多次提出，要努力做到‘政策找人’，但落实效果不理想。”赵益萍向记者介绍，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这项工作得到极大推进。“我们镇今年实施的44例临时救助中，就有很多是主动发现的。”

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信息支持，更离不开主动发现。以往，因死亡信息比对不及时，全市补助资金多发、错发问题占比较高。专项整治中，九江市民政局进一步优化了民政综合业务智慧信息平台，导入残疾人“两补”、社会救助、高龄津贴发放、亡故火化人员等各业务口的数据信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现在，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像汪际楠这样需要救助的对象，也可以及时制止像高文波那样搞弄虚作假的行为。”易飞飞说道。

从高文波大搞“谁有关系谁得”，到汪际楠“谁符合条件谁得”，九江市的社会救助工作一举规范了起来。

为把“谁符合条件谁得”落实到位，九江市进一步强化了村务公开工作。到底“谁符合条件”，民政审核是一方面，生活在身边的老百姓最清楚实际情况。汪际楠申请临时救助时，小河村的村务公开栏就公示过两次。在都昌县政府网站发布的临时救助公示名单中，汪际楠也在其中。易飞飞讲道，“公示流程都走到位，就不容易出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也更加认可。”

在流程规范方面，九江市做的工作还不止于此。以前，大多数乡镇审批救助工作时，都采取乡镇党政联席会议形式，不仅参会人员多，而且开会周期长，导致救助不及时。专项整治中，九江市民政局着力完善了乡镇（街道）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工作机制，大幅缩短了审批时间，提升了救助效率。

“现在都昌各乡镇都成立了社会救助审核确认联审联批小组，成员由乡镇领导、民政、农业、医保以及驻村干部组成，乡镇纪委全程监督。”易飞飞向记者介绍，现在联审会一般每周一次，顺利的话18天就能批下来，比原来快了一倍时间。

随着一项项制度的推出，一条条举措的落实，九江收获的不仅是问题的整改解决，更有满满的群众获得感。在向县纪委监委领导咨询处分什么时候下来前，易飞飞参与了对救助对象和普通群众的随机电话回访，受访对象都对社会救助工作作出了正面评价。

“后来我了解到，我的问责处理与救助损失有关，得高文波案最终审结才能确定。”易飞飞谈道，不管处分是否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分，工作必须认真开展。“以前听领导讲，这次集中整治是事关九江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举措，当时理解还不深。”易飞飞看到整治彻底规范了社会救助工作，群众生活更加安心，信访举报大幅下降，社会更加稳定。现在，他才真正懂了这句话的深意。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4年第23期，作者：宋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