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西方文化粗糙野蛮，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而必然崩溃，实际上其也正在自我毁灭；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全人类应该告别西方，重新回到东方文化的轨道上来，因为东方文化宽厚包容，依然保持着农耕文明的伟大德性；在东方，人们还过着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独立的生活，而且东方人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一切正好是治疗西方文明危机的良药。但是，忍耐并不能化解世间的恶，回归农耕只是一种浪漫、保守且不切实际的幻想。列夫·托尔斯泰寄希望于基督教属于病急乱投医，因为致病者不可能治病。他的思想虽不无启迪，特别是其刚毅独立的文化自信值得肯定，但他的东方主义不仅狭隘和不彻底，而且失之简单化。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 东方主义 西方文化 基督教 农耕文明
作者程志敏，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教授（海口570228）。
来源：《美学研究》2024年第3期P85—P101
责任编辑：李培艳
列夫·托尔斯泰从整体上彻底拒绝西方的一切。他认为西方现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暴烈和混乱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信奉基督教“博爱”理念的西方人在法国大革命后相互残杀，各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背离“自由”的理想，对人民实施高压政策。列夫·托尔斯泰发现，在思想领域，欧洲“理智的普遍水平会越来越低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衰败会像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衰落一样走向总崩溃”。
西方的崩溃不仅是现代西方人作孽的结果，而且是其本质缺陷的必然产物。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音乐绘画等方面，西方的东西，比如古希腊艺术家，包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特别是阿里斯托芬，以及新派艺术家，包括但丁、塔索、弥尔顿、莎士比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巴赫、贝多芬以及一大批毫无用处的现代模仿者，他们生产的都是一些“粗糙、野蛮、对我们来说往往没有意义的作品”。
西方的东西本来就是粗糙和野蛮的，其就算精致和文雅，也与东方或其他异族（即西方人所谓的barbarians）无关。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指出的：“托尔斯泰——他发自内心地拒绝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将其看作是外来的和遥远的东西——能用‘中世纪’、但丁、路德做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用帕西伐尔和‘查拉图斯特拉’做什么呢，或者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勒斯做什么呢？还有，难道叔本华（Schopenhauer）、孔德（Comte）、费尔巴哈（Feuerbach）、黑贝尔（Hebbel）或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视野就更开阔些吗？他们整个的心理，尽管也全都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可难道不是只具有纯粹的西欧意义吗？”
一、告别西方
西方以自己所谓的“真理”强行殖民全世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列夫·托尔斯泰“不相信通过西方文明就可以拯救非欧洲各民族，他断言，欧洲不仅正在自我毁灭，而且正在着手借助传播和贯彻自己的进步文明来腐蚀印度、非洲、中国和日本。”在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思想家看来，“欧洲”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他们质疑荷马、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希罗多德这样的“欧洲”思想的开创者能否算“西方”的。这些“欧洲”思想的开创者实际上是小亚细亚人。“欧洲”本身是空洞的，古典世界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多的伟大事物，恰恰在于完全不承认欧洲与非欧洲的地理界限这一前提。俄罗斯人的本性让他们对“欧洲”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们由此把“欧洲”与“俄罗斯本土”严格区分开来。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违背“天道”或“自然法”的社会制度，只能让人类不断陷入更深的灾难。本来，一般人的物质与精神皆能自足，不需要过多地压榨自然界，更不需要教授们和知识精英们来指手画脚。相反，这些教授与知识精英本身堕落、虚假、身心碎裂、异化，乃是“道德与精神俱失安泊而且自我毁灭的寄生虫”。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些被捧上天的所谓思想家只能坏事，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只能导致世界的毁灭。就今天的状况来看，这些看似夸张的评判真有“不幸而言中”的谶纬之意。既然列夫·托尔斯泰所看到和预言的不是西方文化的进步，而是它无耻的衰落，我们还有必要以西方为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列夫·托尔斯泰那个年代，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他东方民族同样如此，大家要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首先需要告别西方：
对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东方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作任何改变，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刚刚走上的错误道路上停下脚步，自觉地对政权持否定态度，对他们一向固有的农业持热爱的态度。
我们东方民族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能以西方民族为例——以他们为例并不是说要效法他们，而是相反，为的是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再步他们的后尘，遥遥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从那条毁灭之路向我们迎面返回或者正准备返回。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指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铺平引人走另一条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满欢乐的、符合人类天性的道路，这就是当前这场俄国革命的主要和伟大的意义所在。
历史给予了东方无限的福祉：西方的教训让东方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同时也把历史发展的权柄交给了东方。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历史的好运，而带领全人类走出西方的泥潭也是东方人的使命。列夫·托尔斯泰说，既然“西方民族几乎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就是这个自由，我想，东方民族的使命是实现自由”。此外，东方民族的使命还在于给各民族指明通往自由的正道，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方民族都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中，他们拥有无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因为东方民族既没有抛弃农耕，也没有被西方军事化、宪法化和工业化的生活所腐化，还保留了对上天或上帝及其最高律法的信念。这些在西方文明标准衡量下的“落后”因素，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都成了有利条件。既然东方民族还保留着天然的纯真，也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那么，让东方民族来领导整个世界是“历史性”的事业，是命运为东方民族规定的任务。
西方的衰败已成定局，东方的兴起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中国人习惯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只不过“风水轮流转”，这次“亮”的地方要颠倒过来了。列夫·托尔斯泰毫不隐讳地说道：“现在轮到东方民族了。”在这里，他指的是轮到东方民族来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了。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用自由、合理而善良的生活代替暴虐、疯狂而罪恶的生活的可能性，正在被所有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而意识到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人们的意识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而上帝的意志必定实现，也不会不实现”。也就是说，由某一个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是上帝的意志。
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也 “怀疑”过“俄罗斯民族是否能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这桩伟大事业，是否会因走西方民族的老路而坐失良机，让另一个较为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在东方民族中，最有资格做领导的首先是俄罗斯：“对于东方民族，即对于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来说，这一时刻尚未到来。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一时刻现在刚好到来。”列夫·托尔斯泰兴高采烈地看到，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
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俄罗斯之所以有领导资格，除了正逢其时，还在于它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西方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俄罗斯充分认清这一切之后不会重蹈覆辙；二是在西方抛弃农耕文明的时候，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过着这种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独立的农耕生活”；三是独特的宗教信仰。总之，西方已经堕落，俄罗斯不仅能够避免这种不可逆转的堕落，“并且正在对西方发生着一种解放性的影响”。俄罗斯人长期以来（近五百年时间内）都把自己的国家看成可以救世的“第三罗马”。
列夫·托尔斯泰清楚东方民族必须摆脱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恶，但面对暴力侵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孔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他反对西方，肯定东方，因为东方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了他所理解的正道：一是不抵抗，准确地说是放弃暴力抵抗；二是回归小国寡民的农耕生活；三是重建基督教信仰；四是摆脱西方尤其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对于这一点，列夫·舍斯托夫形象地说道，“的确，托尔斯泰伯爵断言，他已找到医治人类所有社会疾患的办法。根据他的说法，他终于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你只需稍一用力——整个旧世界便会翻天覆地，所有苦难便将无影无踪，人们个个幸福无边”。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
五、反思与启迪
列夫·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因此，人们“把《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当作赖以抵挡正从西方移动过来的大雷雨的、自然而然的、强大有力的捍卫者”。然而，我们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摆脱西方”只是一种虚假的口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用“假晶现象”（即外表包裹着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矿物质）来概括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行为。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反对西方，主张向东方回归，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西方社会的代表，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俄罗斯这块土地：
托尔斯泰的内心是和西方联系着的，故而甚至在他反对彼得主义的政策时，他也仍是该主义的伟大代言人。西方并不是毫无消极面的——断头台即是凡尔赛宫的一个亲生儿女——托尔斯泰尽管对欧洲恼火，他却始终摆脱不了欧洲的羁绊。他恨欧洲，其实即是恨自己，所以他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之父。
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东方农民的真正代表，他具有博大无边的生命力，既热爱俄罗斯，也能包容西方，他甚至借笔下人物之口，说自己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列夫·托尔斯泰博大的胸襟、悲悯的情怀、高超的笔法、深刻的思考都无法遮盖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犹疑和矛盾，他可能因为救世心切而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仿佛“我们一切困惑的解决之道近在眉睫——答案就在我们身畔周遭，俯拾即是，昭昭然如化日天光，只要我们不自闭眼睛，不四处瞻望，而肯凝神注目，就会看到清明、单纯、不可抗拒的真理正在瞪着我们”。
列夫·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能力解决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任务，但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但他晚年最终还是认识到自己极力主张的博爱、宽容、非暴力、无政府、摆脱西方等其实都太过简单、片面了。他在斯蒂芬·茨威格笔下那些革命者的追问和逼迫之下，痛苦地承认：“我太胆怯、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他自称“是一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真诚，但并不表明他真的是一个平庸的罪人，也不能说明他是自找痛苦以证明自己独特与伟大的伪君子，恰恰相反，他或许是在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人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列夫·托尔斯泰唤醒了人类的宗教良知，看清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这位“精神朝圣者”的确属于全世界，因为他是人类的良心，他承受了人世太多的苦难。不过，这位为人类指明道路的思想家所构建的乌托邦社会却没有任何社会形式，而是倒退回“充满原始基督教教义的简陋乡村生活”。这显然不是办法，只是一种逃避。可见，高明如列夫·托尔斯泰者，如果走向思想的极端也会自我遮蔽。
列夫·托尔斯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具有洞幽烛微的神秘才能，对人性和世界看得异常透彻，因而他还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正如列夫·舍斯托夫所言，“《战争与和平》中的托尔斯泰伯爵，是最好最高尚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他在讲述生活，从各种最不可思议、神秘费解的方面表现生活……哲学倒是应该把托尔斯泰伯爵当作一个重大现象给予重视，尽管他的作品不具有论文的形式，也不属于任何种现存的哲学派别……托尔斯泰伯爵的全部创作活动是由想要彻底理解生活的需求引发的，而哲学的存在，也起源于同样的一种需求”。只不过，他的哲学远远不是现存的哲学样式，与苏格拉底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堪称出色的天才，而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则糟糕透顶，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的后记冗长含混，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巨著的思想性。“因为《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整个意蕴就在于它表明，人类生活处于预言所有抽象语调的全部总和为我们设定的疆界以外。”这部具有荷马或莎士比亚式“天真质朴性”的伟大著作当然是一部哲学论著，因为它为我们每个人审问自然、考察人性，其不是简单的善恶奖惩，而是在更高的地方，在我们自身之外，为人类生活找到责任的承负。
列夫·托尔斯泰极富东方气质，其很容易与古代东方先知的精神相契合，但如果东方精神仅限于消极的屈从和逃避，那么，即便其整个文学活动得以成功，这样软弱的东方主义也无法长久生存。仅从“东方主义”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愿望恐怕完全落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他从卢梭那里借用的“自然主义”，以及对西方“自由、平等、真理”等概念的借用，都说明他本身还是启蒙运动的子嗣，是“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因为，“他的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启蒙清教主义的极端形式”，与欧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东方主义还不够彻底，甚至是虚假的和狭隘的东方主义，刻薄一点说，是虚伪的东方主义。这一点也适用于萨义德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斗在俄罗斯愈演愈烈，虽然西方主义后来取得了一个多世纪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把地盘让给了斯拉夫主义。仅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处在东西方的夹缝中，何去何从永远是一个难题。搞得好，俄罗斯能够兼具东西方的优点（这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人普遍相信的未来）；搞得不好，可能会受到两方的毒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古今东西”的问题，俄罗斯的近现代历程是一面镜子，但可惜的是部分狂热的东方主义者仍然没有从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把西方还原为西方，这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民族要“站起来”必须首先做的事情，这不仅考虑到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更是因为西方文化先天的毒性。列夫·托尔斯泰看到中国为了避免挨打而在洋务运动中拼命学习西方，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所以，他告诫中国人：
中国不应该模仿西方民族，而应该以他们为借鉴，免得陷入同样没有出路的境地。
西方民族正在做的一切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东方民族的例子，但不是应该效法的例子，而是千万不能效法的例子。
既然“走西方民族的道路意味着走上必然毁灭的道路”，那么，东方民族又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改革，因为已经沾染上了西方化的毒素，所以改革不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更不是朝着“未来”的方向，而是“往回走”，往本土化方向走：
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象的形式。中国人常常被人责备为顽固保守，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好于基督教世界的赞誉，不是因为张庆桐把自己翻译的梁启超的《李鸿章》或辜鸿铭把自己翻译的儒家经典寄给他而回信说的客套话，他的确对中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方”有着深切的同情，他对中国文化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曾提到辜鸿铭寄给他的英文版《大学》和《中庸》引人思考。而且，中俄两国精神文化上（与西方相比）的相近自然会让他对中国文明满怀好感甚至敬意：“俄国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五、反思与启迪
列夫·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因此，人们“把《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当作赖以抵挡正从西方移动过来的大雷雨的、自然而然的、强大有力的捍卫者”。然而，我们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摆脱西方”只是一种虚假的口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用“假晶现象”（即外表包裹着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矿物质）来概括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行为。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反对西方，主张向东方回归，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西方社会的代表，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俄罗斯这块土地：
托尔斯泰的内心是和西方联系着的，故而甚至在他反对彼得主义的政策时，他也仍是该主义的伟大代言人。西方并不是毫无消极面的——断头台即是凡尔赛宫的一个亲生儿女——托尔斯泰尽管对欧洲恼火，他却始终摆脱不了欧洲的羁绊。他恨欧洲，其实即是恨自己，所以他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之父。
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东方农民的真正代表，他具有博大无边的生命力，既热爱俄罗斯，也能包容西方，他甚至借笔下人物之口，说自己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列夫·托尔斯泰博大的胸襟、悲悯的情怀、高超的笔法、深刻的思考都无法遮盖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犹疑和矛盾，他可能因为救世心切而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仿佛“我们一切困惑的解决之道近在眉睫——答案就在我们身畔周遭，俯拾即是，昭昭然如化日天光，只要我们不自闭眼睛，不四处瞻望，而肯凝神注目，就会看到清明、单纯、不可抗拒的真理正在瞪着我们”。
列夫·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能力解决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任务，但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但他晚年最终还是认识到自己极力主张的博爱、宽容、非暴力、无政府、摆脱西方等其实都太过简单、片面了。他在斯蒂芬·茨威格笔下那些革命者的追问和逼迫之下，痛苦地承认：“我太胆怯、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他自称“是一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真诚，但并不表明他真的是一个平庸的罪人，也不能说明他是自找痛苦以证明自己独特与伟大的伪君子，恰恰相反，他或许是在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人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列夫·托尔斯泰唤醒了人类的宗教良知，看清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这位“精神朝圣者”的确属于全世界，因为他是人类的良心，他承受了人世太多的苦难。不过，这位为人类指明道路的思想家所构建的乌托邦社会却没有任何社会形式，而是倒退回“充满原始基督教教义的简陋乡村生活”。这显然不是办法，只是一种逃避。可见，高明如列夫·托尔斯泰者，如果走向思想的极端也会自我遮蔽。
列夫·托尔斯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具有洞幽烛微的神秘才能，对人性和世界看得异常透彻，因而他还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正如列夫·舍斯托夫所言，“《战争与和平》中的托尔斯泰伯爵，是最好最高尚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他在讲述生活，从各种最不可思议、神秘费解的方面表现生活……哲学倒是应该把托尔斯泰伯爵当作一个重大现象给予重视，尽管他的作品不具有论文的形式，也不属于任何种现存的哲学派别……托尔斯泰伯爵的全部创作活动是由想要彻底理解生活的需求引发的，而哲学的存在，也起源于同样的一种需求”。只不过，他的哲学远远不是现存的哲学样式，与苏格拉底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堪称出色的天才，而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则糟糕透顶，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的后记冗长含混，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巨著的思想性。“因为《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整个意蕴就在于它表明，人类生活处于预言所有抽象语调的全部总和为我们设定的疆界以外。”这部具有荷马或莎士比亚式“天真质朴性”的伟大著作当然是一部哲学论著，因为它为我们每个人审问自然、考察人性，其不是简单的善恶奖惩，而是在更高的地方，在我们自身之外，为人类生活找到责任的承负。
列夫·托尔斯泰极富东方气质，其很容易与古代东方先知的精神相契合，但如果东方精神仅限于消极的屈从和逃避，那么，即便其整个文学活动得以成功，这样软弱的东方主义也无法长久生存。仅从“东方主义”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愿望恐怕完全落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他从卢梭那里借用的“自然主义”，以及对西方“自由、平等、真理”等概念的借用，都说明他本身还是启蒙运动的子嗣，是“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因为，“他的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启蒙清教主义的极端形式”，与欧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东方主义还不够彻底，甚至是虚假的和狭隘的东方主义，刻薄一点说，是虚伪的东方主义。这一点也适用于萨义德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斗在俄罗斯愈演愈烈，虽然西方主义后来取得了一个多世纪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把地盘让给了斯拉夫主义。仅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处在东西方的夹缝中，何去何从永远是一个难题。搞得好，俄罗斯能够兼具东西方的优点（这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人普遍相信的未来）；搞得不好，可能会受到两方的毒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古今东西”的问题，俄罗斯的近现代历程是一面镜子，但可惜的是部分狂热的东方主义者仍然没有从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把西方还原为西方，这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民族要“站起来”必须首先做的事情，这不仅考虑到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更是因为西方文化先天的毒性。列夫·托尔斯泰看到中国为了避免挨打而在洋务运动中拼命学习西方，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所以，他告诫中国人：
中国不应该模仿西方民族，而应该以他们为借鉴，免得陷入同样没有出路的境地。
西方民族正在做的一切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东方民族的例子，但不是应该效法的例子，而是千万不能效法的例子。
既然“走西方民族的道路意味着走上必然毁灭的道路”，那么，东方民族又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改革，因为已经沾染上了西方化的毒素，所以改革不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更不是朝着“未来”的方向，而是“往回走”，往本土化方向走：
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象的形式。中国人常常被人责备为顽固保守，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好于基督教世界的赞誉，不是因为张庆桐把自己翻译的梁启超的《李鸿章》或辜鸿铭把自己翻译的儒家经典寄给他而回信说的客套话，他的确对中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方”有着深切的同情，他对中国文化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曾提到辜鸿铭寄给他的英文版《大学》和《中庸》引人思考。而且，中俄两国精神文化上（与西方相比）的相近自然会让他对中国文明满怀好感甚至敬意：“俄国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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