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港合作的过程中，科技与国际化频繁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从杜邦光伏项目到数睿科技的成立，再到河套数据特区的构想实践，每一次探索都在诠释双城合作的可能性，书写创新与协同的新篇章，为大湾区注入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与新力量。

杨德斌

出生于1965年10月，香港人。1987年开始，先后在希捷、楷登电子等公司任职。2009年，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全球副总裁。2015年，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担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深圳市政协委员、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数睿科技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壹

怀揣科技梦想从硅谷归来，踏上深港科技合作的探索之路。从初次与华为合作，到见证深圳的高科技转型，这是一段深港创新合作的旅程。

因一次合作

初次亲密接触深圳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读完了大学，并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1987年，选择投身硅谷的高科技行业，这段经历让我沉浸在前沿科技浪潮中，切身体会到技术是如何驱动社会变革的。

1995年，我回到香港，出任一家美资公司的亚太区负责人，负责半导体设计软件的业务。正是这份工作让我第一次踏足深圳，一个彼时尚处于高科技产业起步阶段的城市。

我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华为。当时的华为还在南山区的一栋普通办公楼内，规模与今日无法相比。那时，华为正尝试进入半导体设计领域，选择了我所在公司的设计软件作为技术支持。这是一次紧密的合作，也是我与深圳科技产业的初次接触。

那时候深圳的企业整体还处在高科技发展的初始阶段，但华为已经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迹象，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研发的高度重视上。这让我意识到，深圳的企业正在酝酿一场深远的科技转型浪潮。

看见深圳高科技企业的

成长与壮大

随后几年，我多次造访深圳，亲眼目睹其从“世界工厂”逐渐向“科技创新之都”转型。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通过创新、创业的洗礼成长起来了。1995年那时，华为、腾讯都还没发展起来，但过几年去看，腾讯已是一家不小的互联网企业了，华为也同样发展迅猛。

▲杨德斌在第一届深港大数据论坛做主理嘉宾。资料图

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到，深港两地虽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上各具特色，但这种差异恰恰形成了互补的优势。香港的国际化视野与深圳的创新活力相辅相成，为两地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贰

2009年，我与深圳市政府合作推动杜邦光伏项目，从研发到生产的跨境协作模式，不仅验证了深港科技合作的潜力，更为两地经济联动开辟了新路径。

书写深港科技协作经典案例

2009年，我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担任全球副总裁一职。入职后不久，我们便和深圳市携手，推动杜邦“太阳能光伏电科技发展项目”的落地。

这是深圳和香港特区政府联合招商美国杜邦公司做的一个项目：杜邦作为全球科技巨头，带来最前沿的光伏技术，以香港科学园为基地，设立太阳能研发支持中心，同时，在深圳市光明区设立生产基地，承担生产任务，专注于太阳能产品的制造和转化。

在这个项目的策划阶段，我就意识到它巨大的创新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难度。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把杜邦这样的国际大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国际化的人才，引进到香港和深圳两边，通过科学园的研发支持与深圳的生产配套，实现从研发到市场化的完整闭环。要知道，深圳做的并不是一般的生产，它是整体的一个配套，从研发到生产完全是一条龙的。所以深港虽然有这样一个分工，但是整体的合作是非常紧密、互补性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项目里，许多事都没有先例，三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

例如，杜邦光伏项目落地之初，就面临着三大难题：如何完成公司跨境注册并解决高端人才在深港两地往返中的身份和生活配套问题？如何快速实现创新专利的注册与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如何简化跨境资金流通流程以提升资金转移效率？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难题，比如研发样品，它既需要在香港研发中心完成调试，也需要送到深圳生产基地进行验证。但这样的双向物流也没有先例。最终，我们通过一事一议，成功打通了这一环节。

就是这样，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为后续深港科技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模板。

我认为杜邦项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它不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是深港科技合作的重要里程碑。项目展现了深圳制造能力与香港研发资源的高度互补性，构建了一条从技术创新到商业转化的完整链条。项目成功验证了深港在高新科技领域合作的无限潜力，不仅优化了深圳的产业结构，也为两地经济协同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叁

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期间，我全力推进深港区域协作，见证河套地区的高科技平台建设和前海创业孵化计划成功实践，让深港合作在创新与青年发展方面实现新突破。

参与推动河套地区规划与发展

2015年，我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亲历并参与推动了河套地区的规划与发展。位于深圳河边的河套地区，因河道拉直而形成。

▲2015年，杨德斌（右三）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资料图

我深信，河套是深港两地资源整合与协作创新的最佳场所。通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将河套定位为高科技创新平台，以这个平台，聚集香港的国际化资源，整合深圳的优势，并通过辐射福田保税区，形成“1+2>3”的区域协同效应。

河套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跨境资源配置的优化。从法律制度的差异到资金、人才的流通，每一步都需要精心设计。例如，香港采用普通法体系，而内地的法规体系截然不同，这种法律环境的差异可能对数据流通和跨境合作形成掣肘。我提出建立“河套数据特区”的设想，突破传统制度限制，让河套成为一个制度创新的试验场。在这个特区内，我们探索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法律对接等全新模式，以应对全球化与本地化交织的复杂需求。

我认为，河套不仅是深港合作的地理节点，更是一个象征深港协同发展的战略试验场。

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打造梦想摇篮

在推动河套发展的同时，我也关注到青年创业对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香港的青年创业者也急需更多资源与机遇。我意识到，深港合作不应仅局限于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还应覆盖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我们希望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让更多香港青年在深圳找到发展的可能。

彼时的前海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企业孵化基地，我们与前海合作的孵化计划为香港的青年创业者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前海出台了支持港澳青年发展的若干措施，提供优惠政策和充足的创业空间，而香港则为深圳引入优质的创新人才和初创企业。这种双向互动，不仅解决了香港土地与资源的限制问题，也让更多深港企业能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走向全球。

据不完全统计，前海累计孵化的港澳台及国际青年创业团队有200多家，一个经典案例便是大疆的崛起。大疆的创始人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他依托深圳的技术与资源，迅速将大疆发展成为全球无人机领域的领军企业。大疆的成功，不仅展示了深港协作的潜力，也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最好的示范。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便是货拉拉。这家公司最初在香港成立，叫拉拉木，与海外品牌EasyVan共同创立。随着业务扩大，他们逐步迁移总部到深圳福田，并将香港作为海外业务品牌Lalamove的总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持下，货拉拉从一家区域性物流公司，成长为服务全球多个国家的即时配送平台。这不仅展示了深港合作对初创企业的支撑，也体现了两地资源整合的巨大潜力。

在前海孵化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我见证了许多香港年轻人在深圳找到施展才华的平台。还有许多年轻人逐梦前海，又将创新成果带回了香港。这些年轻人，是深港美好未来的建设者，也是两地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肆

创立数睿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是我深港合作经验的结晶。公司在香港与深圳之间实现了国际化市场与技术研发的双向联动，展现了两地协作的巨大潜力。

双城联动

数睿科技的创新实践

2018年，我离开香港特区政府工作岗位后，创立了数睿科技国际有限公司。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港合作积累多年经验的水到渠成。我始终坚信，香港与深圳各具特色，优势互补，若能将两地的资源整合起来，便能形成强大的创新动能。

▲数睿科技有限公司在前海注册的办公室开张。资料图

数睿科技双城布局，总部设在香港，这里是国际化的窗口，连接全球市场，而研发中心则落户在深圳前海，这片科技创新的沃土，为公司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与高效的创新环境。

在深圳的研发中心，我们的团队专注于解决行业难题。深圳高端研发人才的聚集，以及完善的产业链，让公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迭代。而香港团队则专注于国际化需求，例如UI设计和用户体验的优化。两地团队通过磨合，逐渐形成了紧密的协作模式，最终共同推动数睿科技走向全球。

这种研发与市场的双向联动模式，是数睿科技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的关键。

研发之都

助推创新者梦想腾飞

其实，我们把数睿科技的研发中心设在深圳，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1995年第一次踏足深圳时，研发还不是深圳科技生态的主轴，生产与半生产环节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生产制造逐步向其他城市转移，深圳的定位更加聚焦于技术创新。如今的深圳，已成为科创研发的核心枢纽，全球高端研发人才的聚集地。从人工智能到大数据，从生物科技到智能制造，每一个领域都汇聚了大量顶尖人才。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数睿科技在前海的研发中心能够高效运转。这里的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个实验室、每一场头脑风暴，都在推动着我们迈向新的高度。深圳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制造之城，而是名副其实的研发之都，是创新者梦想腾飞的地方。

伍

深港合作是一场双城之间的共鸣，深圳是创新的引擎，香港是国际化的窗口。通过产业互补、区域联动和数据经济，深港正携手打造全球最强的科技和经济引擎。

从深港差异到协同发展

在实践中，我感受到两地团队的文化差异。香港团队注重精益求精、层层推进，而深圳企业则更倾向于快速试验、迭代优化。这种差异最初确实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不断寻找平衡点，从而实现高效协作。比如在推动技术转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香港提供战略方向，深圳快速推进执行的工作模式。

因此，在我看来，深港合作的核心动力源自区域内产业与人才的互补性。深圳以高科技研发能力著称，是中国的创新高地；而香港则拥有全球化资源和法律体系，是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两地结合，犹如双剑合璧，为湾区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智慧城市与数据经济

深港共建未来之路

担任香港智慧城市蓝图主导者期间，我对深圳在智慧城市领域取得的成果感触颇深。深圳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低空经济领域的突破，为香港提供了许多实践参考。比如，深圳的无人驾驶技术与智能红绿灯系统，已经显著提高了城市交通效率。香港可以借鉴这些技术，结合自身国际化特点，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数字经济是深港合作的下一个重要突破口。我提出在河套建立数据特区，将香港的国际数据资源与深圳的技术能力深度结合，打造全球领先的数据经济中心。通过政策创新与技术协作，我们能够突破数据保护与跨境流通的障碍，释放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正如能源驱动工业革命，数据将驱动数字经济的未来，深港合作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锋。

此外，深圳在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为香港开辟了新思路。例如，无人机与物流机器人是深港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通过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我们可以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河套前海北部都会区

将共建深港协同新高地

我认为，深港合作的终极目标应是将大湾区打造为全球最强的科技与经济引擎。只有通过更紧密的协同发展，深港两地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坚定地看好深港合作的明天。未来，河套、前海和北部都会区将成为深港合作的核心枢纽。这些区域将共同构建起全球科技高地，成为国际创新的桥头堡。

口述时间

2024年11月26日

口述地点

香港数睿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余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