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家,在文物鉴藏、书画、诗词、京剧表演、戏曲理论等多个文化领域均有不凡的造诣。张伯驹是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民革前辈,曾牵头创建北京中山书画社,并担任首任社长。张伯驹热衷于文化艺术事业,十分珍视祖国文物,同时,他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护作出了特殊贡献。
记 者:如何看待张伯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任 动:张伯驹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首先要给其一个恰切而正确的定位。提及张伯驹,诸多学人常常首先指明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身份。关于“民国四公子”的称谓,张伯驹本人也甚为认同并提供了多种版本的说法:“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按照张伯驹的解释,所谓“民国四公子”,第一种说法是指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第二种说法是指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张孝若;第三种说法是指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凡此三种说法,皆有张伯驹在内。然而,仅仅把张伯驹定位为“公子”的身份,无疑会吸引人们去想象其诗酒风流、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从而遮蔽了其在文化史、艺术史乃至学术史上的重大成就与突出贡献。
张伯驹“一生志在著述,意在青史留名,为‘名山’事业矢志不渝”“留取名山事业,不羡浮云富贵,老去隐丹青”。张伯驹不慕荣华而倾心艺术,国画大师刘海粟评价说:“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所以说,张伯驹是一代文化艺术大师。
记 者:张伯驹在推动戏曲艺术的推广与创新方面,有哪些贡献?
任 动:张伯驹十分热心京剧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伯驹曾与余叔岩、梅兰芳等一起,多次参与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在学会的筹备、成立以及成立后开展的工作中,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撰写了《北平国剧学会缘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伯驹西迁入陕,虽然时局动荡,生活不稳,但他依然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登台演出了《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打渔杀家》《盗宗卷》等剧,张伯驹对戏曲事业的倾心挚爱,由此可见一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扬国粹、传承文化,张伯驹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北京市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等,同时,积极投入到文化部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中,开办戏曲讲座,从事京剧演出活动,为普及传统戏曲艺术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1951年,故宫博物院的业余京剧团发起支援抗美援朝的义演活动,张伯驹虽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但也主动通过朱家溍等朋友,参演《青山石》《拿高登》《摘缨会》《阳平关》等戏。1963年,张伯驹远走关外,以66岁高龄演出了《游龙戏凤》,博得满堂喝彩。20世纪80年代初,朝杖之年的张伯驹,应天津市文化局邀请,与梅兰芳的女弟子丁至云合演了《打渔杀家》,盛况空前,轰动一时。这是张伯驹的最后一次彩唱,是为绝唱,也为他痴迷一生的戏曲艺术画上了华彩句号。此外,张伯驹还为天津等地的京剧演员、大学师生和京剧研究者作了多场讲座,并撰写了《京剧源流探讨》《京剧音韵与身段概论》等文,普及京剧理论,阐释京剧艺术精华,为京剧艺术鼓与呼。
张伯驹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执着和挚爱,令人感佩。著名学者冯其庸说:“张老一生的功绩中,振兴京剧,他是有卓越的贡献的。”鉴于张伯驹在戏曲艺术方面的突出成绩和卓越贡献,《中国京剧史》单列《张伯驹》一篇,记述评介张伯驹一生从事京剧的重要活动与贡献。
记 者:张伯驹是20世纪驰誉海内外的书画鉴藏大家,在其书画收藏中,有哪些艺术瑰宝和不凡经历?
任 动:1927年,而立之年的张伯驹开始收藏书画。张伯驹收藏的第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是康熙的御笔墨宝——四字横幅“丛碧山房”。对康熙的“丛碧山房”墨宝,张伯驹非常喜爱,不仅把他当时在北京的居宅——位于西四牌楼东面大拐棒胡同内的宅院,由原来的“似园”改名为“丛碧山房”,还从此以“丛碧”为号。他的第一部词集就命名为《丛碧词》,词论和书画名迹收藏著录则分别以《丛碧词话》和《丛碧书画录》名之。
《游春图》卷(局部)
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卷,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青绿山水之祖,对后世绘画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十美齐全”“天下画卷第一”等美誉。《游春图》卷于1946年在古玩市场出现后,为了购此重宝,张伯驹不仅卖掉了其宅院“丛碧山房”,还变卖了妻子潘素的一些首饰,最终以170两黄金购入。张伯驹收藏此画费了颇多周折,典屋鬻钗,感慨良多,从此他就自署“春游主人”,并把位于北京海淀郊区的居所“承泽园”改名为“展春园”。张伯驹后来与众词友结社,亦名为“展春词社”。“展春”的“展”即指展子虔,“春”则指《游春图》。1962年,张伯驹将其与友人考证研究金石书画、辞章掌故的文章编辑印行,也以《春游琐谈》为名。同时,他将自己1961年至1965年所撰的词作,辑为《春游词》。
《张好好诗》卷(局部)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唯一的传世书法真迹《张好好诗》卷于1950年被张伯驹以5000多元的价格购藏。《张好好诗》卷,语言婉丽含蓄,法书澄澹飘逸,是一件诗书兼美的煊赫巨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张伯驹一生收藏书画无数,但《张好好诗》卷是其最喜欢也是最得意的藏品,张伯驹遂因此自署“好好先生”。
记 者:张伯驹一生耗巨资蓄藏的文物珍品达数百件,而对于藏品归宿,张伯驹曾有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愿将毕生所藏捐献给国家。在张伯驹身上,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精神品格?
任 动:如您所言,1932年,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中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张伯驹虽笃嗜书画文物,却抱定“不必终予身为予有”的决心,从收藏书画文物之日起,就有了将这些国宝捐献给国家的愿望。为了让这些书画文物永存吾土,不至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典屋卖地。在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时代,张伯驹视祖国文物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架,绑匪索要300万的天价赎金,张伯驹对妻子潘素说:“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张伯驹曾自述:“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可以说,对于书画文物,张伯驹不仅是收藏,更是抢救和保护,其“护藏国华”的种种壮举,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文博大家史树青赞誉张伯驹为“民族英雄”。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把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卷,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卷、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八件绝世书法珍品捐献给了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为张伯驹签发“褒奖状”,褒扬张伯驹“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的无私高尚的捐赠行为,感谢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
张伯驹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懿德神采,在诸多艺术领域蜚声中外的卓越成就,使其成为“一位热爱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爱国人士”“一位非比寻常的中华文化的弘扬与捍卫者”“一位难与伦比的文化战士与艺术英雄”(周汝昌语)。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保护与传播,为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赤诚之心天地可鉴,其高风大节值得世代永志。( 原载《团结报》202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