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千万。侵略者他敢来，四面八方齐开战……”在抗战烽火岁月中，河北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群普通的庄稼汉，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他们身为民兵，一手握锄头，一手拿枪杆，一边生产，一边战斗。他们以村庄为堡垒，村自为战，以智慧和勇气与敌人周旋。从冀中平原到白洋淀畔，从太行山麓到渤海之滨，到处都有他们英勇战斗的身影。
民兵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保家护村，全民皆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全民动员，奋起抗战，军民团结，保卫国土，成为全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使命职责。同年秋，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115师在聂荣臻同志率领下以五台为中心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在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处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选举产生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边区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领导下，自卫队形式的民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边区的每个村庄迅速建立起来。
1940年，反“扫荡”期间的民兵炮兵
面对日本侵略者野蛮烧杀抢掠，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深入广泛地动员各阶层、各方面的民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誓死保卫国土，保卫家园。在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和严密有序的组织下，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组织。最初，各地民兵称谓不尽相同，有的叫自卫军、“青抗先”，有的叫游击队、模范队，还有的叫基干队、后备军等。最早正式称民兵的，是晋察冀的北岳区。1938年2月，边区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这些以农民为主体、不脱离生产的民兵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灵活性。
1939年以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组成民兵，有的地方把自卫团等组织中的精干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和基干自卫团，作为建立民兵的基础。
民兵自卫队是抗日根据地初创时建立起来的，属于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其基本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反奸除特、运送伤员和物资、袭扰敌人、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等。
随着战争的推进，我们党逐渐整合分散的自卫武装，形成了统一的民兵组织，按照“寓兵于民”“全民总武装”的方针，全民皆兵的抗战态势逐步形成。比如晋察冀边区提出“百万民兵”的号召，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极大提高。1941年民兵数量已达30万人，至1942年增至40万人，而在抗战胜利前夕，民兵规模更是壮大至63万人。
这些民兵遍布各个村庄，成为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无论在初创阶段的艰难探索，还是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卓绝，亦或是在反攻阶段的全面出击，他们始终展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民族信念。
民兵的支援与作战：灵活战术显神威
为恢复发展根据地，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均大力加强了民兵建设，民兵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战斗力显著增强。在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中，民兵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和民兵联防等游击战法，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始于冀中区的地道战是最具代表性的战术之一。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平原一度陷入“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局面。然而，冀中人民并没有被敌人所征服，他们以民兵为骨干，从“猫耳洞”和独口“隐蔽洞”开始，挖掘了大量的地下隧道，构筑了坚固隐蔽、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形成了伟大的地下长城。至1944年冬，冀中地区军民挖掘的地道长达1.25万多公里。清苑县冉庄民兵积极开展地道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先后作战157次，其中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打死打伤敌人267名。敌伪军甚至传出“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的说法。
地雷战也在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普遍运用。各地民兵不仅制造了铁雷、石雷、木雷等多种地雷，而且创造了拉雷、连环雷、子母雷等巧妙的埋雷方法，以封锁敌人，大量杀伤敌人。阜平县李勇、新乐县李混子等人，都是远近闻名的爆炸英雄。1943年上半年北岳区民兵用地雷炸死日伪军1000多人；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使用地雷，在几分钟内炸死日伪军36人，创造了游击小组一次杀敌的新纪录。
在艰苦的斗争中，广大民兵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涌现出像李殿冰、郝庆山、苑祥、刘勇、范山林等许多神枪手、爆破大王和杀敌英雄，还出现了像雁翎队、冉庄和五丈湾民兵队等许多英雄战斗集体。
民兵还广泛开展了破坏敌人交通的工作，毁路基、扒铁轨、炸桥梁、割电线等，让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时常瘫痪。平汉、平津、津浦、石德铁路以及各地的主要公路和通信设施，成了民兵和敌人经常战斗的场所。敌人白天修，民兵夜间破，弄得敌人铁轨翻身、公路断交、电话不通，经常变得寸步难行。1940年，在百团大战期间，冀中民兵发动35万群众参加破路的斗争，有力支援了主力部队作战。
同时，为了改变冀中平原的地形，使其有利于我方作战、不利于敌方行动，1938年冀中的民兵和人民，积极响应党提出的“要把平原变山地”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在短时间内，他们将乡村的主要道路都挖成2米宽、1米深的交通沟，大大限制了日军的机动性，更好地发挥了游击战的作用。据当时估计，这个工程的土方量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多，可以说是一大奇迹。
民兵不仅单独或配合主力部队到处打击敌人，还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积极支援前线。他们运军粮、送弹药、抬伤员、当向导，从各方面支援部队作战，保证前线的各种需要。民兵利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为我军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而我军则成为千里眼、顺风耳，抓住敌人的弱点和活动规律，创造有利战机，狠狠地打击敌人。此外，民兵还担负着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特务、维护治安的任务，巩固了抗日政权，保证了前线部队无后顾之忧。
民兵的战斗、生产、支前：“种地打鬼子，两不耽误”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民兵们既是生产建设的保卫者，又是生产建设的突击队。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战斗和生产相结合”成了民兵的光荣传统。
1941年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巨大困难。日军集中主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并实行了“经济封锁”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中共中央领导抗日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民兵、自卫队发明了“劳武结合”的办法，“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特别是夏、秋季节，民兵们既要组织生产，又要负责警戒，掩护群众安全收割。他们不畏艰险，深入敌占区抢种抢收，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此外，为了对付敌人的烧杀抢掠，各地以民兵为骨干，还广泛地开展了“坚壁清野”运动，把粮食、衣物、家具和各种物资严密埋藏起来，使敌人进村后一无所获。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民兵们便利用地雷战、冷枪冷弹等战术手段，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扰乱和打击。
1942年1月，河北省平山县张家川青年积极报名参军。
民兵们还积极参军入伍，为部队提供兵员补充。他们把参加抗日军队看作是自己无尚光荣的义务，踊跃参军，争先入伍。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入伍的场景在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出现，有时在一个地区一下子就可以拉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来参军，也有时根据需要，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由民兵升编为游击队，由游击队升编为地方部队，由地方部队再升编为正规军，从而使部队的兵员源源不断得到补充。
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丰润县的潘家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大血案”，一次就屠杀了1000多名群众。为了给亲人报仇，潘家峪剩余的农村青壮年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了“复仇团”，配合部队消灭汉奸和日寇。“复仇团”不久就发展成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升级编入了主力部队，一直坚持在抗日最前线。
各地民兵踊跃报名入伍，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兵员。抗战初期抗日武装力量不足5万人，仅从1944年6月到1945年3月，八路军、新四军就由47万人发展到90万人，而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就发展到120多万人。
在作战中，民兵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河北地区的民兵，单独和配合主力部队、游击队作战上万次，毙死俘虏日伪军12万余人，击毁和缴获敌人大量军事装备和物资。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民兵，从普通的“庄稼汉”变成一支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壮丽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