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成为他晚年生活和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传统观点认为，杜甫离开成都是因为严武之死导致他失去庇护，但真相到底如何？在病重离世前为何没能回到家乡河南洛阳？5月1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尚君在成都杜甫草堂，揭秘杜甫离开成都的真相。

离蜀原因：并非因严武去世而是为出仕报国

在被称为“唐朝神探”的陈尚君看来，杜甫的诗是他所有人生经历的一个心灵史。永泰元年（公元765）杜甫弃成都草堂出走，是其晚年生活和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他从杜甫本人诗中找到线索，在《除草》《营屋》《长吟》《去蜀》《旅夜书怀》等诗篇中抽丝剥茧，还原出历史的真相。

有观点认为，公元765年4月，杜甫在蜀地的重要支持者，剑南节度使严武突然去世，导致杜甫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倚靠，所以不得不离开成都。在讲座中，陈尚君指出，杜甫的出行与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有关。陈尚君以永泰元年秋杜甫所作的《客堂》一诗为例指出，诗中的“台郎选才俊”，与同期的“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中年召贾生”等句，形成互文，明确表明其赴京为郎的志向。

后来严武奏请朝廷，授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陈尚君特别强调，该职务并非虚衔，而是需实际到任的官职。杜甫需限时赴京完成正式任命，否则将错失重返朝堂的良机。这一制度背景解释了杜甫为何在严武生前便起程东下，而非等待严武去世后的局势变化。

陈尚君表示，从杜甫本人的诗看，促使他离蜀出仕的原因之一，是他尚希冀以自己的力量“毫发裨社稷”。他离蜀之初，是带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忱，准备进京干一番事业。

“杜甫离开成都真相的揭示对理解杜甫晚年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可以读懂他的人生、读懂他的志向。”陈尚君说。

离蜀后因病滞峡：曾计划回洛阳打理祖产却未如愿

杜甫原计划沿江东下，经江陵北上入京，但行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时，被迫滞留养病。在此期间，他也曾打听过故乡的消息，似有知故乡确信即作归计之意。

陈尚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杜甫在洛阳附近有产业。杜甫在《秋日夔府咏怀百韵》一诗中写道：“两京犹薄产。”长安产业大约指客居十年以及做左拾遗期间所置，数量恐无许多；而洛阳附近的土娄旧庄（今洛阳偃师），则为父祖传下之产业。

因为安史之乱，洛阳一带遭到破坏。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杜甫自华州归洛，其意显然是欲乘乱定之隙回乡收拾旧业。“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复愁十二首》）前句即写当时境况。其后九节度兵溃相州，洛阳一带因为战事所受破坏，最为惨剧。土娄旧庄，自然也不能幸免。杜甫的弟弟杜颖从成都北归后，只能寄住在阳翟（今河南禹州），杜甫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客居夔州时作《远怀舍弟颍观等》，知道旧庄已经不适合居住，却始终未放弃归理旧业的计划。

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恰逢孟仓曹赴洛阳候选时，作《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为历云山问，无辞荆棘深。北风黄叶下，南浦白头吟。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流露出强烈的思乡之情，且有客死他乡的忧虑。他曾向孟仓曹打听过家乡的消息，准备回乡，但最终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而作罢。

据悉，本次讲座以“从安逸到流浪：杜甫离开成都的真相”为题，由中华诗歌研究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来源 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

记者 李冬洁 受访者供图

编辑 张磊

校对 崔妍

审核 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