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第三轮“双一流”建设，首先必须认清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由工业文明向智能化时代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高等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技术环境与全球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双一流”建设若不能准确把握这一历史方位，便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一、智能化时代的总体变革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绿色转型为核心的新一轮变革。其显著特征，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科技创新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技术更新周期显著缩短。知识不再以线性方式积累，而呈现指数级扩张趋势。大学如果仍停留在传统学科分割与稳定知识传授模式之中，必然难以适应技术前沿快速跃迁的现实。第二，产业结构快速重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行业加速转型升级。生产方式由规模扩张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与原创性成果的需求显著提高。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位置，因而变得更加关键。第三，知识传播方式全面重塑。互联网平台、开放课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知识获取方式。知识不再仅由学校垄断，学习场景更加多元。大学必须从“知识传授中心”转向“知识创造与整合中心”，以原创研究与高水平思想引领保持核心竞争力。第四，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置于战略核心位置。高水平人才流动、科研合作与技术竞争交织在一起。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正在重构，中国大学必须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环境中确立自身定位。

二、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方位

从国内视角看，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主线，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在这一背景下，“双一流”建设不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质量提升工程，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迫切需要高水平基础研究支撑。大学若不能在原创理论与底层技术上实现突破，国家创新体系就难以稳固。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要求大量具备跨学科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人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随之调整。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往往与国家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世纪德国大学服务工业化进程；二战后美国大学深度融入国家科技体系，在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中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立足自身发展阶段，而非简单复制既有模式。当前的时代命题，不仅是“赶上”，更是“引领”；不仅是规模扩展，更是质量跃升与制度创新。

三、“双一流”建设的动态属性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认识到，“双一流”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与时代生产方式互动的动态过程。排名变化、指标调整只是表层现象，真正重要的是大学能否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完成自我更新。首先，要主动回应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领域布局学科方向，使大学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重要策源地。其次，要强化原创研究能力。基础研究的深度与持续性，决定了国家科技体系的厚度。第三轮“双一流”建设，应更加重视长期稳定支持机制与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再次，要完善制度生态。评价体系、人才流动机制与科研组织方式，直接影响大学创新活力。若制度环境不能鼓励探索与跨界合作，资源投入再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一流成果。最后，要保持文化自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也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从回应时代到引领时代

教育依附于社会生产方式而存在，但真正的一流大学，不仅回应时代，更能引领时代。大学既是创新的策源地，也是思想的发源地与文明的对话者。当大学能够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问题、塑造面向未来的技术路径、形成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时，其影响力便超越单一指标，转化为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一部分。第三轮“双一流”建设，正处在智能化文明初步成形的历史节点。只有深刻认清这一时代背景，主动将自身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并在全球格局中保持开放与自信，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才能真正形成独特而稳固的位置。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支撑，也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者：李志民

来源：子民好好说